2月武肺疫情肆虐之際，在全國各地逃亡一個多月的「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在廣州正式被捕。他的藏身之地，是50歲女律師楊斌的居所。這一舉動，使楊斌一家成了窩藏通緝犯分子。
8月，她收到了廣東省司法廳的律師執照註銷通知書後，形容自己「光榮地成為無證律師」，要回歸田園做農夫。
讓人好奇的是，楊斌除了是一名人權公益事務關注者，還曾經是一名在檢察部門工作逾20年的明星檢察官。她是如何從主旋律弘揚的一部份，到走出體制做維權律師，再到今日被註銷執照，最終歸隱田園的？
《蘋果》記者
被釘牌後，楊斌在海鷗島的小魚塘旁，一早一晚忙於務農，在田裏割通菜、番薯葉，再把它們與玉米、稻米做成飼料，餵雞鴨鵝，「很早就有這種田園情節了」。她在微信朋友圈戲稱，自己是被法律耽誤半生的農民，「當下的狀況，我挺想得開的，做不成事的話就別做，呵呵呵」。
楊斌律師生涯只有五年，轉變為律師前，她是在廣州工作20多年的檢察官，直到2015年離開。
之所以今年走進公眾視野，是因為2月，中國公民維權的領軍人物許志永在2019年底「廈門聚會案」後，一度居留在她廣州番禺海鷗島的家中，以逃避當局的抓捕。這一「危險動作」，她視之為理所當然：「對於我來說，他就是一個自由的人，他因為倡導官員財產公開、平權被抓過也坐過牢，但他找我的時候，他已經出獄了，他是正常的普通公民，在我這裏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年初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楊斌曾參與聯署聲援以及要求恢復李文亮醫生的聲譽；本月中，又以人權公益組織代表的身份，到雲南探望被捕的異見詩人王藏家屬。
楊斌所做的一切是那麼無所畏懼，但作為記者邀請內地受訪者，特別是經歷810報社大搜查後，《蘋果》已上升為國家安全層級問題，總有些戰戰兢兢。沒想到身處廣州的楊斌當時答得爽快：「那就今晚8點吧。」心中不免疑惑，在體制內工作多年的她，對於甚麼該做、甚麼不該說，怎會沒有一點顧慮？
「呵呵呵，我的思維裏沒有這樣的概念，在大陸體制下，很多人腦袋裏總有點自我審查吧，哪些人不宜交往、哪些媒體不能接觸，但我一直都沒有這種概念，呵呵呵……」訪問開始的兩分鐘裏，她已給人耿直率性的印象，總是伴隨着笑聲。
在體制裏，中國政府部門規矩多如牛毛，甚麼三條禁令、八項規定、十條紅線，說你接受外媒採訪不行、去台灣不行，連去哪裏旅行都要寫長篇報告請示，「我覺得體制是很奇怪的，你感覺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要經過審批一樣……體制會把所有體制外的人設想為敵人，他會告誡你謹慎跟體制外的每一個人打交道，他們是來害你的，不僅僅是跟媒體、律師的交往。他會不自覺地灌輸這樣一種觀念，讓體制內的人和體制外這種隔閡，不自覺地變成自己的一個行為準則。」
但她滿不在乎，「這些條條框框對於我來說沒有意義，我從來沒有當回事，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我的準則是我的良知。」
這種個性使得她在體制裏相當出格，早年因此成名。2005年，她代理一宗母親殺嬰案，江西母親周模英因付不起醫療費，絕望中殺死了八個月大病女的案件。當時楊斌在法庭上聲淚俱下請求輕判：「我們不能忘記那些掙扎在社會底層、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們，他們的苦難和命運。這也是法律應有的良知。」
站在檢察官的位置為被告求情，這份公訴詞曾引起社會爭議。但周母刑滿出獄後，特地登門跪謝楊斌，事件震撼全國，楊斌其後更被十多間央媒共同評選為「2011年度中國正義人物」。背後的含義是重要的，因她敢於在體制中說不一樣的話，並以難能可貴的社會關懷，最終救了底層小人物的命運。
但問題是，中國的體制是自上而下高度動員，凡事聽從領導決定。任你自由意志再強大，作為體制一員，可以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永遠不可能對抗集體決定。否則中國司法制度下怎會冤案錯案不絕？
「即使是自己辦的案件，也不能決定他的命運，當然有的。」楊斌憶述，她工作初期，曾經有一名老農民把道聽途說的地方官貪腐傳聞，向政府有關部門舉報，結果被誣告陷害罪。「我當時認為他是不構成犯罪的，因為他沒有辨別線索真假的義務。但這個案子在這個小地方非常重視，由領導督辦，政法委已經召集公檢法開會，給案子定了調。」
楊斌當時如實地寫明不構成犯罪，但老農民仍然被判刑三年，她氣憤亦無力。「我從內心認為他不構成犯罪，但我還得硬着頭皮，坐在公訴席上指控農民，構成犯罪，其實這種是非常嚴重的人格分裂。」或許值得慶幸的是，老農民這類案件在楊斌的職業生涯中很少見，大部份都按正常的程序進行。但作為大機器中的小齒輪，順從體制，是否也有所謂的「沉默之惡」？
「現有的事實和證據是怎麼樣，我就一定會如實地寫上去，我不會有人暗示我甚麼或領導定了調，就放棄了我的觀點和原來的主張。」
「雖然最後還是不得不服從，但我還是對得起我自己的良知，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發出我的聲音，只是我沒有能力去改變、去決定這個案子的命運……老農民這個案件，你說怎麼辦呢？領導照樣可以找另一個人來辦，不會因為你是經辦人A還是B而改變，不會的。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盡我的法律專業、盡我的法律良知，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
在體制內保持自主思考，容易會被視為政治覺悟不夠強，或正因如此，專案、大案從來輪不到她處理，「至少領導知道我不是一個可以控制的人，不是一個聽話的人」。周模英案成名後，她很快被調派一個負責處理文書的職位，做的只是中學生水平的工作。2015年，還差五年便可退休的楊斌，放棄了鐵飯碗，並成為了媒體報道的題材。
楊斌在當年訪問中提及，深信律師是社會轉型期的中堅力量，比檢察官更能自由表達思想，並盼望着自己能成為一名「死磕」律師，用輿論壓力推動案件處理。但時代發展超出人們的想像，從2015年《國家安全法》的通過、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再到2018年修憲案確立國家主席終身制，習時代的浪潮快速席捲社會，楊斌當年深信的「自由」空間，也在急速縮小。
「整個社會的收縮、言論控制，以及對言論的打壓和控制，非常明顯感受到。我做律師是不是隨心所欲的辦案子？也不是的」。
「在過去三年中，我辦過的都是很普通的刑事案件，只是當中存在着冤案錯案等等，但這些普通案件會因為我的介入，轉變為敏感案件」。從2016年至2019年，楊斌從未辦過涉及國家安全案，看似很「穩陣」。但當她發現案件有問題，利用自媒體寫文章為當事人吶喊時，便往往招來司法局、律師協會等部門高度關注。
2019年，正正因為她代理的案件寫了一篇文章，受到官方和律師所壓力要求刪除，而她拒絕讓步，結果事務所不肯與她續約、也不批准她代理案件。由於無法順利轉往另一律師所，楊斌四年多的律師生涯，今年8月正式告終，「心理上有準備了，我知道這一天肯定是要來的。離開了體制，發現其實體制無處不在。只是說比起體制內，他可能獲得的有限自由，但和真正的自由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惟更諷刺的是，找上門讓她辦案的人竟然比以前更多，顯見官方評價和社會大眾的評價完全兩碼子事。但年已半百的她卻想說「不了」。
「還是冤案，各種冤案，所以為甚麼我也不想辦案，做這種案子太累了，他們充滿希望地來找你，但你實際上心裏很清楚，在現在這種司法環境下，一個非常明顯的錯案，怎麼去吶喊呼籲，都依然是很難改變這個結果。這個挫敗感是很強烈的，對人的精神也是一種很大的煎熬和傷害。」
她深刻意識到，國內技術層面的改革、司法改革也好，如果沒有體制的改變，最終都無法改變司法現狀。
「改革開放40年，我們經歷過八九十年代的激情澎湃，我覺得還是這個社會，經歷過經濟體制改革，然後走上了市場經濟，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之後，如果它不能對政治制度有所反思，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所作為的話，可能這種財富的積累和增長，是更可怕的事情，因為他成為了一個畸形的巨人，這才是更可怕的。」
年齡：50歲
出生地：湖南
學歷：重慶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
家庭：育有一子
經歷：
1997年 成功投考廣州市檢察官
2005年 代理江西母親周模英殺嬰案，在庭上為被告求情輕判
2010年 周模英出獄後登門跪謝楊斌，事蹟被廣泛報道
2011年 被十多間傳媒共同評選為「中國正義人物」
2013年 創辦「天祥關愛計劃」，為刑事案背後的受害者提供幫助
2015年 辭職離開檢察部門
2020年2月 因在廣州收留公民運動家許志永，一度被公安帶走
2020年8月 被廣東省註銷律師執業證書，歸隱田園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