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他戴上黑色鴨舌帽，再以黑布蒙臉，在鏡頭前批評警方封鎖理大，剝奪理大留守者行使公民投票權利；今日再次面對鏡頭，他依然不敢放下戒備，黑布上只敢露出一對眼睛。不過，他要求記者不要幫他變聲：「我把聲係我保住條命嘅唯一證明，唔係他日佢可以求其搵個人扮係我講嘢，換咗你都唔知。」
他是阿翔，理大圍城13天期間曾兩度召開記者會，並於11月29日理大正式解封時順利離開理大，是極少數在理大留守至最後一日的抗爭者。只是，成功逃脫的他，今日仍然活在惶恐之中，害怕失而復得的自由再被奪去。在理大圍城一周年之際，他冒險現身，除了想交代自己「仲喺度」，更想向香港人訴說他在理大目睹的一切：「香港人係要記住呢段歷史，如果我唔講，我又死咗，咁就冇人知，咁對香港人嘅歷史係一種遺憾。」
「呼吸到自由空氣，周圍都好光、好嘈咁。」踏出紅磚校園數小時後，阿翔才逐漸適應原來的世界。那十多個晚上，他偶爾獨自從房間出來吹風，想像牆外的人，跟他一樣正抬頭看着同一片星空，都會覺得自己和他們其實很近──但偏偏這數百米距離，卻有如鴻溝不能逾越。
這一年，阿翔想像過無數次，如果他是個預言家，他一定會想盡方法，着所有手足在11月17日下午前離開理大，但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那時，在理大幫忙看守物資的他，和大部份手足一樣，至理大逐漸被警方包圍時都傾向留守，因為理大是堵塞紅隧的重要據點。
一切在17日晚上急轉直下。隨着理大被徹底圍封，大部份抗爭者開始想辦法逃亡。18號早上，數百名抗爭者決定在A Core直衝出去。那時，阿翔看着現場環境，想過與手足一起拚死一搏，但他冷靜思考過後，覺得齊上齊落是不可能：「一眼望晒，出面係有一架水炮、一架EU、一架裝甲、成排防暴，點走？」他認為這是警方「圍點打援」的戰術，「明知呢個係圈套，咁冇理由要出面嘅人為我哋死㗎嘛。」
阿翔想過不同方法，希望能說服大家一同留守，但逃亡已是大勢所趨。百多人選擇冒死衝出正門，結果多人被捕，有的負傷逃回校園。阿翔承認，對逃亡手足或多或少有點怨恨：「經過一年，唔知大家想唔想聽啲難聽說話：有時覺得勇武害死人，有啲人唔多唔少係自己好想走，但又唔敢一個人走，結果冇判斷好情況就慫恿咗大家走，但衝去邊都唔知。大家都好唔冷靜，停咗思考，人做咩你做咩，結果搞到咁。」
接下來一整天，抗爭者再以爬山、潛入下水道、游繩等不同方法嘗試逃脫，或隨校長離開。阿翔衡量過，以他的體格應該可以游繩離開。但他不願拋下理大的手足，又相信警方為顧及形象，不會強攻校園，於是把心一橫，決定留守理大。
當晚，阿翔開始在校園各個角落收集逃亡手足留下的防具，並把物資運送到抗爭者較常聚集的邵逸夫樓，打算以此作為最後防守據點。翌日，留守者再大幅減少，「我哋嘅士氣已經低到冇，都唔需要防守，只會不攻而破」。於是，他改變策略，只為求生。他預計自己可以堅持一個月，但這是一場豪賭，「由一開始我就剔除咗自己出去投降呢個選項。如果真係咩都冇晒，咁喺入面餓死囉，冇計㗎，最壞嘅情況都係死啫。但如果要去到食人嘅地步，咁我出去囉。」
阿翔開始在校園收集各式各樣的物資。「除咗火魔，我咩都執。嘢食就要拎杯麵、乾糧，麵包多數唔拎，因為多數係開封，廚房我入過去睇，雪櫃都多嘢食；我嗰陣又將所有水樽洗過，喺水機裝水，儲咗好多水，裝滿咗一個半近一米高嘅儲物櫃；唔知對方會唔會癲到玩斷電，又拎咗好多電筒、頭燈、火機；感冒藥同煙就排第一、第二重要，多人問。」他又在邵逸夫樓找了幾個房間作藏身處：「我計劃係近啲記者，方便隨時求救，俾人打死都要有人影到。」
接下來，阿翔多數時間在房間中獨自度過，以上連登和看動漫解悶，但一個人的日子絕不好過，「絕對唔係出面以為度假咁。」有時，他忍不住溜出房間，一見到手足、記者、神父、社工，就上前攀談，「唔講嘢真係退化咗，驚自己精神失常，開始同自己講嘢。」
只是，整個校園都危機四伏，阿翔無時無刻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無論係邊個都要懷疑吓係咪鬼。」有晚，手足之間傳有七、八個黑衣卧底闖入理大，從此他們不敢再在晚上離開房間。又曾有幾個被傳有黑社會背景的「假FA」不斷在理大搜尋留守者，甚至發現了阿翔的藏身處，在他的房間外呼叫：「手足！我哋一齊返屋企啦！」又在他房門上貼上十字標誌，嚇得他當晚馬上轉換房間。但對他來說，28日是留守期間最驚心動魄的一天。那天，過百警方及消防員進入理大蒐證。收到消息後，阿翔躲在房間，一整天只吃了一條能量棒和喝了半支水，「飲水驚有聲，又驚要去廁所」。至凌晨時分，他從連登得悉警方已經撤退後，他才敢離開房間出外找糧食。
一天天過去，不少留守者精神幾近崩潰。阿翔記得有個名叫「野人」的手足，至後期不再與人接觸，不能說完整句子，不肯洗澡，最後被社工和醫生帶走送院治理。曾於24日與阿翔一起召開記者會的留守者Ron，也難抵壓力，終在理大解封前幾天，在社工勸說下記名離開理大。失去唯一戰友，對他打擊甚大，他躺在床上半天不能言語。對一群「說客」，至今他心懷怨恨：「呢班人都唔知係咪同警方有咩deal，你叫走人哋啲friend係咪黐線㗎？你波鞋街做㗎？有着數呀？」
阿翔猜想，留守理大至最後一刻共只餘五人。在這13天，他曾差點被理大教職員說服離開，也曾有一瞬間想過自殺。但支撐住他的，是一眾手足。「一諗到其他手足會唔會都想咁做，驚佢哋會跳落嚟，就冇咗呢個諗法。而且出面嘅手足為咗救我哋付出咁多，我哋冇理由白費佢哋一番苦心，唔想佢哋失望。」
隨着攻防雙方陷入僵局，27日阿翔代表留守者，獨自一人再召開記者會，意圖化被動為主動，「虛張聲勢」以阻嚇警方硬闖理大，「我話我哋仲有20人，平時睇連登睇動漫，講到我哋好輕鬆咁，一啲都唔驚。」其實兩次面對鏡頭，他內心都非常膽怯：「我一路都等緊人做，點都估唔到嗰個會係我。」但至今他為此自豪，「我冇後悔入理大，我慶幸入咗去，唔係邊個開記招？後尾我諗返都覺得自己好勇，你唔覺咩？」
最後，理大於29日正式解封，他混在人群之中，就這樣成功離開理大。「29號走，可接受嘅，我本身預一個月。」回憶當時，阿翔平靜坦然，像是在訴說別人的故事，但這段不平凡的經歷所留下的痕迹，並未隨時間而消弭。離開理大的首一個星期，他想起18日那一天，就忍不住哭。「有個後生仔問我點算，我話我有地方匿，但佢哋最後跟校長走晒……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明明可以阻止到更多人走，救得一個得一個……」最近他看了《理大圍城》，至手足為去留掙扎一幕時，他始發現，原來傷口從未結疤。
阿翔也未有因為成功離開理大，而放下心頭大石。這一年，他無時無刻都在想：甚麼時候會被捕、被消失？在離開理大後的一個月，他總懷疑有可疑人士跟蹤他，但又不肯定，最後不了了之。他形容自己本來就比較神經質，現在會更小心翼翼。「𠵱一年都明點解政治人唔拍拖。」21歲的他無奈苦笑，「你唔好意思呀，都唔知會唔會突然人間蒸發，或者走佬去邊到，又冇時間……唉，唔好意思囉。」
前路不明，對於未來，阿翔早已無法打算，只能見步行步。為了自保，對於現狀他總輕輕幾句帶過：「𠵱家都係進修吓，練吓體能，以備不時之需。人生方向都會改變，始終發生咁大件事，原來平凡嘅人生從此變得不一樣。原本渴望嘅只係簡單生活，但𠵱家變得好難。」語氣仍是一貫的雲淡風輕。
這段時間，不少知情的朋友都着阿翔趕快離開香港，甚至已提供方法，但他不願離開，「好多去咗台灣嘅手足都話後悔做逃兵，我唔想後悔。」香港的未來，與他的未來，早就連成一線。雨傘革命當年，他還是中學生，開始關心政治，「支持本土派，支持香港獨立」。但有多投入，之後就有多失落，至魚蛋革命時，他已不想再看新聞。至去年7.1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他重燃希望，「今次真係做到五年前想做嘅嘢。」他再次投入抗爭，直至理大一役，潑了他一身冷水：「以前仲細，覺得攻到入去就贏，𠵱家發現原來攻到入去都未必會贏。」
阿翔的故事快到尾聲，他說：「其實講到某個位都會想喊」。但半年前他就決定，一定要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因為這是一段重要歷史。「記住理大係因為責任，香港人要記住自己國家嘅歷史，將佢一代傳一代，就唔會咁易被改寫。」
學習歷史，就是為了以古鑑今，避免重蹈覆轍。經過一年，阿翔覺得理大圍城是一個必經階段：「就係因為大家一直話不分化、不割席，導致大家冇檢討，先令所有問題喺理大一次過爆發出嚟。就算理大呢次冇事，下一次都一定會出事。」但無論理大一役是成功或失敗，都應當被銘記，「理大圍城令我哋明白我哋喺心態同裝備上都未做到全民勇武，我哋只係得理念撐住，好似做義工咁，係好難對抗暴政。但呢個係一次經驗，經驗係要不斷累積，最後先可以達致成功。」記者好奇問：「你好似都幾樂觀。」阿翔微笑：「我喺理大入面都冇放棄到，我可能係最樂觀嗰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