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慶祝改革開放40年，官方鋪天蓋地讚揚深圳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我不一概否定。不過，既然歌功頌德已經源源不絕，倒不如讓我們關注更重要的問題：中共只懂強化深圳的銳實力，在軟實力方面乏善足陳。最可惱的是，深圳過去也有一些政治、行政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嘗試，但在高層的壓力下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廢。這不僅令深圳成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跛腳鴨，還令中國政治改革變成空話，繼續一黨專政下去。
在此開列一些深圳嘗試過的體制和政治改革，以及它們的「死因」，再輻射到本來享有一國兩制的香港，就知道中國的政治改革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才出現政治大倒退。
（一）言論空間一開即收。
1985年，深圳《蛇口通訊報》發表批評管理層的文章，獲全國好新聞特等獎。但此事引起北京高層關注，認為要「好好教育深圳青年」。1988年，北京的「教育專家」到深圳進行思想教育，但遭深圳青年反駁思想陳舊，還引發一場持續半年的全國性思想和教育的爭論，內地稱「蛇口風波」。最後，《蛇口通訊報》停刊，曾經支持討論的深圳領導受批評，言論空間自此封閉起來。
（二）公開論壇無疾而終。
深圳成為特區後，曾嘗試效法香港的《城市論壇》，讓市民發表心聲，宣洩不快，當時稱為「社會平衡器」，又稱「社會安全閥」。官方看到，如果只懂堵塞民意，只會積累民怨；相反，如果讓市民享有表達的機會，反可以讓政府知道市民的不滿何在，能及早發現和解決問題。
這種公開的論壇形式一度擴展到廣州和其他廣東城市，但很快又被上級遏止，因為這會「引起社會和思想混亂」，令政府更難駕馭形勢。後來，深圳出現「鵬城論壇」，但主要是民生性的內容，與早期的公開論壇已不一樣。
（三）「三分制」由難產到死亡。
2001年，深圳首次提出「行政三分制」，類似香港的三權分立，在政府內部把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開。決策權和執行權分開，有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黨政分開的影子，「三分制」還加上一些深圳市人大的元素；跟着，提升了監督權，包括當時曾宣傳過的網絡問政，令人興奮了一陣子。2003年，時任深圳市長于幼軍在廣東省人大會議上宣佈，深圳即將成為全國唯一進行「行政三分制」的試點城市。
可惜，「三分制」終被壓下來，因為這樣做只會導致「黨和政府更難管理」。如今，三權分立在香港也不能隨便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三權分工」，可見大陸的倒退已擴大到香港來。
（四）市長對話平台成為懸崖跳台。
2000年至2003年出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在網上發現批評政府的意見後，曾約見批評者對話。對話內容後來公開，讓市民了解政府的角度，政府也作了具體的承諾，效果頗佳。後來，大陸一些城市也出現《市長專線》之類的節目，地方領導人每月定期在電台與市民對話。
可惜，這種溝通模式很快又隱形了，因為「市長很忙，由副市長或其他官員代為出席」；跟着，不少官員感到「市民的問題尖銳，難以回答」。于幼軍出事後，這些溝通更壽終正寢。
（五）處理示威請願的「三疏」政策。
隨着經濟發展，深圳無可避免出現勞資糾紛，示威、請願的活動不斷增加，內地稱為「上訪」。深圳曾嘗試採取「三疏」，即疏導、疏通、疏離。疏導者，即由政府官員與請願者溝通，解釋情況，疏導情緒；疏通者，指找來有關部門負責人，一起商量如何解決問題；疏離者，指安排交通把請願者送走，以免聚集起來引起更大的不便。可是，上訪越來越多，政府也無暇理會，「三疏」政策也不疾而終。
（六）前海區「效法」香港，未生先死。
北京一直想深圳也發展金融業，近年更宣稱在前海區引進香港的制度和某些法律。不過，公開宣傳一段時間後，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內部試行後發覺：香港的制度和法律「太透明，太不符合國情」了。
上述所列，可見中共根本不懂現代化管理，更不敢在敏感的政治制度和權力下放方面小試牛刀，才會經常朝令夕改，停滯不前，繼續專權。深圳的例子也說明，中共在毫無監督和制約之下，政治上根本無法自我完善。深圳既難以取代香港，而香港卻被大陸的政策拖垮，這才是死症所在。
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