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一位香港精英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指歐盟在白俄問題上嚴厲，是所謂的「柿子挑軟的吃」，指布魯塞爾是不敢直望比如俄羅斯、中國一類的獨裁者，當然含有暗指對香港問題之不在意。這類論調在香港這個一直對於歐洲認知不深，國際政經評論又被腦袋停留在冷戰時代的嬰兒潮外行人所壟斷的地方一直頗為流行。加上近一年香港人集體受到的莫大屈辱，習慣了國際金融城市鎂光燈的香港民眾固然對於歐洲政界不慍不火的態度感到不快，甚至到各大歐盟成員國媒體頁面展開一連串無謂的謾罵，自視為哀其不爭云云。然而，對於歐盟來說，香港真的有比貝魯特和明斯克重要嗎？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香港問題，以至中國這個歐盟自己定義為「系統性對手」的惡鄰，在歐盟的外交政策組合中是甚麼地位？更重要的是，作為香港人，是要做甚麼方可以自救？
2020是災難的一年，除了武漢肺炎造成的損害，命運為歐盟奉上兩件外交上的未爆彈：貝魯特港口大爆炸將本來已經深陷政經危機、民眾抗爭逾年的黎巴嫩推入深淵，而白羅斯人要奏起推翻不久前方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交談甚歡，原本即將迎來十幾年來第一個美國領事的「歐洲最後獨裁者」盧卡申科的戰曲——然後將流亡在歐盟成員國領土上，頂多可以算是「不親俄」，但絕對不親西方的反對派領袖Tikhanovskaya送上台。黎巴嫩和白羅斯的局勢，對於歐盟來說絕非小事：黎巴嫩僅僅600多萬人口裏，有接近100萬的敍利亞難民，而白羅斯西邊毗鄰立陶宛、波蘭和拉脫維亞三個歐盟成員國，盧卡申科8月31日已經在西部邊境地區將全國一半兵力投入所謂的軍事演習，布魯塞爾處理稍一不慎，立即引發新的難民危機甚或令東歐受到如烏克蘭東部戰火洗禮，並非危言聳聽。所以對於歐盟來說，明斯克和貝魯特當然遠較香港甚至中國問題來得逼切——但是，這並不是所謂歐盟親中，「跪低」的證據，僅僅是解釋了歐盟政策組合中輕重緩急的順序而已。
事實是，除了和美國政府自特朗普上台後一直存在的矛盾以外，歐盟最大的「國安」問題有三件事，離不開中東問題（尤其是利比亞、敍利亞和伊朗局勢的變動），網絡攻擊，還有烏克蘭東部的兵禍，每一件都和克里姆林宮有關。和中東地區息息相關的東地中海地區更牽涉到歐盟和土耳其之間的衝突；本應是歐盟北約盟友的安卡拉，近年親美遠歐的實例亦比比皆是，它和俄羅斯之間微妙的敵我關係也是歐盟頭痛之處——可別忘了，歐盟可是為土耳其接收敍利亞難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所以，在處理好對莫斯科關係之前，布魯塞爾對已經被美國經濟戰封鎖，面臨無路可走的中國資金採取待價而沽的態度是目前合理的做法。中國公司到了布魯塞爾的主場，也就是歐洲單一市場裏頭自然要面對歐盟多如繁星的商業規管，更有對於歐洲市場內國家資本對於私人企業補助的罰則，還有要支撐歐盟復蘇計劃必然要徵收的新稅款等多項政策「招呼」。在歐洲許多媒體和民眾已經對於北京抱有懷疑的情況下，香港人除了公關戰這個早已駕輕就熟的範疇，更應尋求將自己的需求和訴求和歐盟政黨利益結合。要知道影響到歐盟決策的不止是歐洲選民，更是散落在布魯塞爾和各成員國首都，代表歐洲資本利益的政治說客公司們。
與其有那種閒情逸致沉醉在甚麼「捷克政壇因為反華變天」，「德國總理來自東德所以同情共產黨」一類國際關係怪談意淫一番；倒不如真正瞭解一下歐盟這個龐然大物的構造，再從中找到自救的路線圖。
尹子軒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