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的第一天已有十人被警察以新法罪名逮捕，過往止於深圳河的文字獄亦隨新法南下香港，「敏感詞」及應對「敏感詞」的擦邊球在香港網絡擴散，即使「防火長城」仍未蓋到香港，牆內的網絡氛圍或已漸漸成為香港的「新常態」。在這種高壓將臨的情況下，思考逃跑是不少人的本能反應，一如東西柏林「封關」前的最後歲月、一如1949年的中國。而繼英國宣佈允許300萬合乎BNO申請資格的港人赴英定居後，加拿大亦傳出研究接收香港青年移民的消息，儘管很多人仍未決定是否付諸行動，對移民的思考和討論成了近日城中熱話，殆無疑問。
面對一波可能比80、90年代更大規模的移民潮（畢竟當年移民門檻高，香港前景亦未如今天暗淡），2014年曾指佔中令香港損失3,500億元的大經濟學家雷鼎鳴教授在日前的工聯會會議上卻表現出絲毫不擔心會影響香港經濟。他指「黑衣人暴力」令青年「燒壞腦」，應讓那些青年移民離港，讓本港人力資本可「換血」，令「思想正路」的青年留港有升遷空間，以及騰空位置吸納內地及國際專才，並形容這是「騰籠換鳥」；又說最有效的是有30多萬人移民，如此則樓價可望回落。雷教授又一次的「大膽估算」，引發了網民熱議。
筆者並非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的識見自是比不上學富五車的雷教授。然而筆者作為半個史科人，又實在未曾聽聞移民潮會為出發地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太多好處。移民潮之所以會發生，不外乎是目的地提供的機遇比出發地多，又或是出發地已危險得令人難以安居，逼使人往更宜居的地方遷徙。目的地本身必然有其優勢才會吸引到出發地的人前往；而移民則是將出發地的生產力遷往目的地，此消彼長下，目的地得以快速發展，出發地發展放慢甚至衰落是歷史常態。遠的如史上中原居民多次大規模向江南遷移，最終形成江南遠比中原富庶的格局；近的如改革開放後鄉鎮居民湧進沿海大城，沿海經濟得以起飛，中西部農村狀況卻未見太多改善。西方史上的移民潮也是一樣，猶太人在1920-30年代大舉逃離歐洲，不少選擇移居美國，最終是為美國帶來了人才、資本以及一個愛因斯坦。若說移民潮對出發地有巨大好處，歷史經驗上是站不住腳的。
當然，雷教授的如意算盤是香港本身作為內地移民的目的地，可以以之填補流失。然而殘酷的現實是，近年香港對內地人才的吸引力已快速流失。本來香港比內地自由、開放及國際化是一大賣點，但在中共強力控制下，中港之差已日漸模糊。當香港僅餘的優勢逐漸消散，比內地高昂的生活指數、狹小的居住空間都成了內地人才卻步的理由，而真正頂尖的人才亦會放眼海外。筆者的兩位博士級友人，來港讀書、工作，好不容易住滿七年拿到永久居民身份，如今卻選擇遠赴西方，為的不外是逃離專權，越遠越好。當香港人，甚至是「新香港人」都在考慮避秦，國際人才會來香港？那就更不用說了。
政治壓倒專業的新時代香港
雷教授的言論不論是從歷史或是現實角度看皆站不住腳，不過是其政治意識形態凌駕了學術專業，而在新時代的香港，這種政治先行、專業無存的情況只會越發平常。當雷鼎鳴們可以不斷大放厥詞，以政治壓倒專業，而真正有風骨的學者，如香港的陳健民、內地的許章潤等卻要面臨牢獄之災時，這個城市乃至這個國家，還能有甚麼希望？
林海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