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直接呼籲自由民主等政治訴求，固然容易踩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紅線，但就算是環保和勞工等非政治性維權活動，亦往往觸碰到「黃線」，隨時或會被國家安全的相關法規論處。勞工組織「長沙富能」的幾名員工，以至曾關注深圳佳士工潮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去年都被當局以涉嫌顛覆的政治罪名逮捕，至今下落不明；亦有在湖南從事河流污染監測工作的環保人士，幾年前疑因披露污染數據被指違反《反間諜法》，被公安機關處以毋須法院審理的行政拘留。
改個人名義進行避檢舉
內地2017年起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在中國開展活動須向公安部或省級公安廳登記，限制它們在內地輸送資金，國家安全部門可對在華NGO「依法實施監督管理」，公安機關在查處NGO的「違法行為」時，有權約談組織代表機構的首席代表及負責人、進入有關住所或活動場所、查閱文件以至凍結有關單位和個人的銀行賬戶資金等。這部被視為國家安全領域專門立法的法律，令內地公民社會近三年發展完全窒息，從事人權倡議的NGO已幾乎消失殆盡。
現居美國紐約的維權人士楊占青稱，他在2016年初與友人創辦勞工和殘疾人士權益組織「長沙富能」，最初以工商公司名義註冊，在湖南長沙設置辦公室並招聘人員，但一個月後員工即被國保邀約「喝茶」，「到咖啡廳喝咖啡，問你做哪些項目，有哪些（人和資金）支持。」成員到江西組織律師做關於政府訊息公開的培訓倡議工作，律師很快又接到國保電話。他後來為減少風險把工商登記注銷，長沙富能的培訓活動和援助弱勢群體工作，絕大部份都改以個人非機構組織的名義非常低調地進行。但儘管如此，到去年7月，程淵、劉永澤、吳葛健雄三名成員被長沙國安帶走，一個月後被長沙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我們早已預到會受到打壓，亦做好被抓的準備，原因可能是非法經營、偷稅漏稅，尋釁滋事等，或是用境外資金等。」目前以訪問學人身份旅居美國的楊占青坦言，縱使知道在內地做維權運動敏感，但從沒有想到成員會被官方以「顛覆政權」的政治罪名來打壓。「我想國保也知道，我們是非政治性的組織，主要從法律、人權的角度來幫助弱勢群體，希望透過倡議把我們認為可能侵犯弱勢群體的法律法規廢除或修改。我們當時認為即使有打壓也不會太嚴重，我在2015年6月曾被抓過，當時說是非法經營。」
楊占青估計，三名成員被捕或與組織曾使用境外資金從事人權工作有關。他指2015年生效的《國家安全法》結合《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令內地從事人權倡議的公益機構陷入困境。「國家安全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就像長沙富能，就說它『顛覆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你只要做政府沒有批准的人權工作，可能就挑戰了中央的權威，或者對它來說很丟面，影響了國家安全。」他認為政府的「底線」，就是所有境內外NGO都要被官方批准，任何活動也要政府批准備案，內容亦要冠上中共需要的意識形態。他指《管理法》生效後三年至今，內地已再沒有人敢搞從事人權倡議的組織，其他非政治性的維權組織也已全面凋零，「都不以機構的名義，都是個人去做，相當於志願者，不敢再組織化。」
視NGO為敵對關係
即使是表面與政治無關的環保活動，只要涉及政策倡議，亦可能觸碰到「黃線」。環保人士劉曙在2013年成立環保組織「湖南環保曙光」，從事株洲湘潭飲用水安全調查、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鎘大米超標調查等一系列污染相關推動工作，但2016年突然「被失蹤」，遭長沙市國安局抓走，再以「洩露反間諜工作的國家秘密」為由行政拘留十日。
已移居台灣的香港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表示，據他了解內地一些做事較進取的環保團體，都有國安或國保人員定期關注，提醒它們不要踩到紅線或黃線。他指《管理法》把境外NGO的主管部門由過去的民政部變成公安部，直接扼殺了從事政策倡議環保團體的生存空間。「在2012年前的胡溫年代，『公民社會』、『公眾參與』仍然是可以講，政府也會講，但在2012年後已變成敏感詞。不論是本地或境外，政府都不把NGO視為夥伴，關係變得緊張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