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無止境、無必要的還柙對被告造成巨大折磨外，嚴苛、不合理的保釋條件，亦令本應假定無罪的被告在審判前率先受罰。Kenny（化名）去年因被警方在身上搜出易燃物品被捕，被帶上法庭後，控方反對他保釋，「話我做嘅事可能影響居民，引起大麻煩，出返去會繼續犯」。法官接納控方意見，被捕當日還在趕學校功課的他立即被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羈押，「一剎那變咗好似真係坐監咁」。
雖然被羈押人士仍保有些少自由，可以食「私飯」（叫外賣），亦不會被安排工作，但Kenny覺得懲教人員已視他們為囚犯，是戴罪之身：「啲阿sir話：『你入得嚟都知自己衰咩㗎啦，有冇做自己心照』。」一被還柙，不僅人身自由被剝奪，私隱亦蕩然無存，懲教人員不時會突然巡視浴室，「做緊任何嘢都要停，冇着衫褲、搽緊番𤩹都要立正『good morning sir』」。
憂須判監「𠵱家咩都唔敢做」
因逆權運動被收押的政治犯更會被針對。懲教人員偶爾會搜倉，Kenny指，他們搜政治犯的房時會特別「隆重其事」，帶齊催淚水、鎮暴槍，一搜到「手足」間的通訊便條，就會全部人受罰，在「水飯房」內單獨囚禁。荔枝角收押所外曾有多個聲援被捕者集會，懲教人員又會預先警告Kenny，「唔好唱歌，唔好引起任何囚犯騷動」，否則又是水飯房侍候。Kenny稱，那段時間所有政治犯都不准靠近窗口，向窗外揮手的相信並非手足。
Kenny先在裁判法院進行保釋覆核被拒，再向高院申請保釋，「律師臨上庭前同我握手話：『祝你好運。』」最終Kenny獲准保釋，結束超過一個月的還柙生活。
但由收押所到獲准保釋，其實只是由「小籠牢」轉到「大籠牢」。Kenny要受多個保釋條件限制，包括交出旅遊證件、遵守七小時宵禁令，更要每日來回60公里，向兩間警局各報到一次。
分別向兩間警局報到的安排，原只為配合Kenny上學。但在他獲准保釋後不久，武漢肺炎爆發，所有課堂轉做網上教學，Kenny每日來回兩小時的車程變成「報到之旅」，更令他無法參與網上課堂，「浪費一日時間，百無聊賴。學你又返唔到，更冇僱主願意畀僱員出一出去報到再返嚟」。情況維持了超過三個月，才獲法庭准許每日到同一警署報到兩次，省卻交通。
頻密報到不僅嚴重影響生活，每次踏入差館面對警察，對被捕者都是一個懲罰。Kenny不時被警察留難：「有啲（警員）刻意唔簽、簽漏幾日，時間又錯晒。」他認識一名因逆權運動被捕的女孩，就多次在報到時被警員辱罵，「鬧佢死曱甴」。
受保釋條件影響，Kenny所有計劃、所有日常都被打破。Kenny為儲錢攻讀社工學位，曾全職在餐廳工作兩年，如今學業停頓多時，校方更有可能開除他的學籍。以往Kenny不時會到郊外釣魚，如今這樣的消遣實在太奢侈。為應付生活費和司法程序的使費，他心愛的茶具和鋼筆已全部變賣。
保釋條件形成沉重枷鎖，Kenny感受不到絲毫自由，「好多嘢你想做，但做唔到，同（收押所）入面都一樣。只不過多咗啲娛樂、可以夜啲瞓……其實我想做嘅未必係呢啲，可能想出去遊行，但係都唔敢出」。Kenny曾想買《蘋果》的反送中特刊，但心入面總隱隱覺得不安全，最終打消念頭。
Kenny對每日重複又重複的生活越來越絕望，「𠵱家好冇目的，冇目的生活，冇目的生存。假設我𠵱家建立一啲嘢，到最後真係再判監，就會咩都冇晒，你唔敢嘗試開始，咩都唔敢做」。
根據法例，法庭可向保釋者施加各種條件，以確保該人會依期還柙、不在保釋期間犯罪或妨礙司法公正。大律師黃宇逸表示，保釋條件主要由檢控方提出，再由法庭決定，但由於法庭擔當把關角色，因此法官亦有權提出其他條件。
黃宇逸指出，控方或法官批出的保釋條件偶爾會對被告造成不公或多於必須的情況，「控方有個慣性，無論有冇需要都提出宵禁。舉個例，個案件根本唔係晚間發生，被告亦係成年人，有自己工作，可能要返夜班。但好多時提出呢啲理由，控方都唔考慮，都係照提出保釋條件，法庭又行禮如儀接納」。
部份宵禁條件與案情無關
法庭對被告設下的禁足令就經常出現爭議。去年11月，又一城「和你shop」期間，一名商人因涉嫌襲警和搶犯被捕，他今年在高院申請保釋獲批。雖然事發時間約為下午4時半，地點又在九龍塘，但法官卻向他批出晚上7時至翌晨9時的宵禁令，更要禁足油尖旺、灣仔及中西區。去年聖誕假期，有示威者推倒朗豪坊星巴克貨架，一名健身教練被捕，他獲准保釋，但法庭卻要他禁足所有商場，對其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黃宇逸認為，與判刑一樣，法官處理保釋時出現鬆緊不一的情況是香港刑事審訊制度中的日常生態，「只能夠講，對被告人公平要寄望控方喺反對保釋或者提保釋條件時，確守被告人假定無罪嘅基本權利，唔好提咁嚴苛嘅條件，或者唔好下下都反對保釋……當然裁判官衡量時都要遵守刑事審訊條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