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民主派於區選大勝，不少香港人心中都有「天都光晒」之感覺，很多民間團體也有「終於可以做實事」的遐想，紛紛四出約見新任區議員商討社區大計。可是，我一直不以為然，反而看得很悲觀，因為我們的政制框架，早已注定區議會就算由民主派主導，都難以令民主派強壯起來，而數月來的現實，亦是如此。
年初武漢肺炎疫情爆發時，我所屬的葵青區議會成為第一個借抗疫為由遭署方封鎖會議場地及不提供秘書服務，而要另覓場地開會的區議會。署方一度越俎代庖稱會議取消，及至我們力查條例後，雖然承認我們在葵青政府合署樓下自行舉行的大會，但此後各區民政事務處借疫情或是議程不符區議會職責為由不提供秘書服務和場地，成了常態，而葵青日前更面對主席房間不准使用作會見傳媒的荒謬事件。
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就是在如此狀態下開局。可是在民間，由於傳媒歸邊造成的資訊隔閡，以及大批我們的支持者本身就是去年才開始接觸政治，甚至部份議員同事也是政治初哥，令一般市民很多時對時局的理解和我們很難同步：例如防疫上，不少市民不明白區議會撥款要經過一定程序，並不是自己買了後回去秘書處交單就完成，難以因應情況隨時更改細節。於是，議員就陷入兩難：究竟花時間解說自身處境再等待正式的區議會資源，還是先辛苦自己，找私人資源滿足市民的期望。
由於民政署方面日趨濫權引起大量不確定因素，很多議員選擇了後者。議員自費買口罩，花費由數萬以至數十萬都聽聞過，令不少人都陷入經濟拮据。不知是否民政事務署老謀深算，區議會接着就被政府大削撥款、借字眼不發還營運開支，還遇上親北京派豪灑資源聘請前議員駐紮地區、鬥派防疫物資，令議員的開支直線上升時，收入卻日益不穩。議員間始終瀰漫一片愁雲慘霧。
滿足市民資源需求之路日漸渺茫，而發揮論政表現之策亦難以展現。今屆區議會相較以往，絕對是大降格。雖然在4月疫情稍為平穩後，各區區議會陸續復會，但出席會議官員往往只是一些沒甚麼權的前線官員。他們因職權所限，就算議員們有何用心創新的建議，多數都只能以腹稿回答，使會議質素和層面難以提升，亦難讓議員發揮。
民政專員仍可專權
半年實踐，引證了「區議會根本不是屬於區的議會」的說法。區議會至今仍殘存「官委民政專員，專員可以專權」的殖民地色彩，而區議會作為寄居於民政事務總署下的諮詢架構，權力、財政、秘書處、會議場地，甚至主席房如何使用的決定權，皆屬總署手上。以往政府因親北京派當道而願意放權，使區議會看起來很像議會；但當政府荒謬絕倫時，區議會的下場則猶如棄婦或無牙老虎。
這些事都要市民和區議員一起面對，一起適應，才可使區議會在保港抗爭運動發揮功效。雖然明白近期武漢肺炎疫情令抗爭活動有所沉寂，而一眾擁有大學學歷的新進年輕議員在現時的議會中無法發揮而鬱鬱不得志，但作為一名區議員和區議會副主席，我仍是十分希望市民以及三百多位民主派同工在瘟疫平穩後早日回復抗爭意志，讓香港人的願望能歸依真正屬於區，屬於市民的議會。
張文龍
葵青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