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訊全無】
【本報訊】協助709律師維權的余文生律師，2018年1月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後被帶走，送到距離北京1,600里外的徐州關押。兩年多內，余妻許艷奔波兩地40多次，吃盡閉門羹；給各司法部門發逾300封信件，通通石沉大海，或換來粗暴對待，維權之難讓她慨嘆「中國像沒有這個人一樣」。案件去年秘密開審，事隔一年仍未判決，許艷坦承已作好最壞打算。
在2019年5月9日，許艷北京家中傳來敲門聲，那是名陌生人：「今天正在開庭，有沒有需要幫助的？」頃刻間，她發現樓下有警車和國保，出門也被近距離跟蹤，不禁讓她懷疑是丈夫開庭。她當下尚未知道，在徐州，余文生胞兄已被限制在賓館客房內，直到開庭前半小時才被帶往法院旁聽。
奔波千萬里 吃盡閉門羹
後來經過無數次與法院檢察院打交道，許艷才得到官方認證開庭的消息。「就一直不告訴你，法官也不見。而且電腦裏沒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訊息，我和律師大概去了五次徐州現場查詢，最後法官終於承認開庭了」。事隔一年，許艷昨致電檢察院，依然沒有判決。這在近年的維權律師案中相當罕見。
「我和余文生結婚17年了，我對他的為人、做事方式和工作，都是很信任的。他依法辦事，我百分百相信。」余文生2014年曾有聲援香港佔中運動而被拘留的前科，但這一次扣上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罪，關在遠遠1,600里外的徐州；許艷去找丈夫，比李文足到天津「千里尋夫」還多了600里。這段距離，她兩年內至少走了42次；再加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部門，來回奔波算起來有60次，平均每20天跑一趟。
讀法律出身的許艷還寫了300多封信給各監督部門，厚如小說，「徐州市的檢察院，一次就發十幾份，江蘇省最高法、人大代表、律協司法局，能想到的都發了」。但任她幾許奔波，結果讓她深深失望。「沒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訊息」、「不知道」、「決定不了」……了無回音，吃盡閉門羹；就連給丈夫一次次匯款，戶口也好像毫無動靜。所有回答都是否定。
在網上維權亦如是。「709律師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訊息，但網絡上搜余文生沒有任何訊息，就相當於中國沒有這個人一樣。」有關余文生的微信群組也一個個被封，想在微信發一篇帖文，「只要有余文生三個字就發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間加一個符號（避開審查）」。後來屏蔽的詞越來越多，許艷得在字海裏撈針修改，最多要改20次。
伴隨而來的還有維權家屬的「標準配置」：半夜急促的敲門聲、隨時隨地的傳喚、搬進居所附近的監控人員。二十多個大漢不時闖上門搜家，還三次以「煽動罪」名義傳召許艷，逼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檢查。害怕嗎？許艷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要打壓，我沒有辦法，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害怕。整個過程我只有抗爭的性質，我不服。」
揑罪名傳召 逼坐老虎椅
許艷與國家之間，是一場力量最懸殊的較量。政府開動審查機器，強力抹除余文生的痕迹；許艷一次次拆解被屏蔽的密碼、被掩蓋的真相，在密不透風的封鎖網下，只希望擠出丁點空間；這些年不斷走訪司法部門、接受採訪、見外國領事，所有目的都是為丈夫維權。「我這兩年半用在維權上非常多，可能幾乎佔了我的全部，都在想怎麼為他維權。」
她不斷地數着日子，從2018年1月19日，到後來的500天、850天，再到秘密開審一周年。客觀跳動的數字，壓在她身上是沒有盡頭的煎熬。「這些日子對我來說，多一天的不公和打壓，就嚴重一天」。看到王全璋律師與妻兒淚眼團圓，許艷希望余文生無罪獲釋，「但這只是我的一個希望，只能說我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但我會盡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