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星期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可謂荒謬絕倫。從中聯辦、港澳辦的評論引起《基本法》22條的爭論,到特區政府改組帶來的問責制爭端,還有郭榮鏗被DQ疑雲,每一宗事件都備受關注。
有意見認為北京及特區政府藉疫情期間,市民難以上街表達意見,便肆意蠶食一國兩制,但筆者相信,即是香港沒有出現疫情,北京現時也寧願撕下假面具,要不顧後果地直接干預香港事務。因為香港的政治發展,已經超出北京想像。
香港在經歷雨傘運動及反修例風波後,社會出現敵我分明的對立情況,而反修例風波中「不割席,不分化」的包容路線策略,以及黃色經濟圈的建立,催生香港社會運動的進化,持續的動員能量及新政治生態對北京而言顯然難以接受。9月的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已打出奪取立法會過半議席的旗幟,只要超級區議員的選舉中全取五席,都足以令北京極為頭痛。
正因如此,當我們試圖理解北京近期頻繁舉動時,應該視為北京對香港的一盤新棋局,目的有三:一、確立對港的直接管理權;二、箝制立法機關;三、行政機關內政治問責。而新棋局的代價便是將香港推落政治懸崖。
回歸以來,西環治港不是新鮮事,但北京以至特區政府過往仍會以曖昧的態度包裝,枱面上仍是「香港事,香港人解決」,北京並沒有在港行使直接管理權。因此若兩辦不受制於《基本法》22條,其政治解讀就是中聯辦、港澳辦有權處理香港事務,這種改變根本不是政府或親中派所言,過往錯誤理解《基本法》22條,而是北京撕下假面具,要在香港推進直接管治。
高官只向北京問責
因應親中派在區議會選舉焦頭爛額的結果,北京亦怕非建制派議席增加,在選票爭奪戰以外,選舉前先將立法會扭轉成威權體制下的立法機關。威權體制下的立法機關,即使容許由選舉產生,但機關內的制度對民選議員產生極大掣肘。執筆之時,郭榮鏗的議席尚未被DQ,但假若最終發生,將成為一個很差的案例:只要有部門或個人認為某議員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便可將其議席褫奪。即使往後非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議席有所增長,只要肆意冠上行為失當罪名,便可將民選議員DQ,立法會將淪落為威權體制下的立法機關。
即使是行政機關,新棋局下更進一步成為北京的傀儡。高官問責制推行以來,一直為人詬病問責制虛有其表,舉凡發生重大事件後,涉事官員鮮有問責下台。今次特區政府改組,可謂是問責制的「一大體現」,只是問責對象非向市民問責,而是向北京問責。民望低、與市民站在對立面的官員繼續留任,而坊間早已傳出被換的官員錯在社會運動期間沒有高調表態,或是錯在沒有整頓政府內部黃絲職員及區議會選舉時沒有鬆章給親中派,可見香港的問責制早已與制度原意越行越遠,淪為行政機關內的政治問責。
可以預期,北京將比以前更直接干預香港事務,誤以為將香港推落政治懸崖便可令香港「聽教聽話」,卻無視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性有利中國的發展,及輕視香港人對香港獨特性的堅持,這些才是北京政府需正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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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家潤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