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武漢肺炎疫潮期間，新加坡與香港政府的管治表現差異再次成為議題。雙城管治其實已不宜相提並論，因為星港政治地位不同。新加坡是主權國家，香港只是中國之內權力越受侵蝕的特區，前者之政府的問責對象較清晰，能言「主權在民」，後者之政府需同時向北京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問責，但北京意旨往往凌駕於香港本土需要與想法之上。於九七年慶典之中，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說，主權移交意味「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至此時此刻，這已形同虛言。顯而易見，相較香港，新加坡更具善治基礎，這是比較星港管治之時不能迴避的基點。
歷經2019年下半年乃至武漢肺炎疫潮之後，可作補充一點，新加坡縱被不少港人認定是威權國家，但新加坡政府維持威權管治之法，首要倚重的，並非政府所擁有的威權力量，而是政府在社會間所取得的威望與認受。是以新加坡政府向來着力建構與宣揚國家發展論述，強調威權管治之必要，游說民眾接受強勢政府的家長式管治，以政府威權力量迫令民眾屈從只屬次要手段，在大選將臨之前更是如此。對不少港人而言，相較新加坡，香港看似自由，但從過去八個月經驗看，政府施政風格有別於新加坡，爭取社會認同乃至政治認受並非港府眼中的首要工作，以威權力量力壓社會聲音，漸成香港政府的主要管治手段。
面對疫潮，新加坡政府應對之特點有二：第一，政府所背負的政治包袱較少，制訂政策之時能以本土福祉為先；第二，官員積極贏取民心。
星港的入境管制表現差距，頗能說明第一點。在1月底至2月初，有見於中國疫情嚴峻，新加坡禁止來自湖北乃至中國、持中國護照的訪客入境，同時停止審批中國旅客的入境簽證申請。曾到訪中國、已在新加坡境內的人士則會被隔離。此後在3月初，同樣基於疫情發展，新加坡一視同仁，禁止來自意大利北部、伊朗、韓國的訪客入境。而在香港，何以港珠澳大橋於疫潮期間容許中國訪客免費通行、為中國旅客而設的香港檢疫政策有何漏洞、港府針對中國與韓國訪客的封關政策取態何以不一致，都成為社會輿論主要議題。
港府視民望與威信如浮雲
新加坡政府在疫潮期間着力贏取民心之舉，一是安排軍隊包裝逾500萬個口罩，並將之分發給新加坡家庭住戶，每戶可得四個；二是在情人節那天，總理李顯龍為前線醫護人員送上心意卡，向他們致謝，並為他們打氣。而在香港，政府沒有認真處理前線醫護人員的訴求，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政府內部是否不當分發懲教署生產之口罩，公眾為口罩供應不足而焦慮。
從如水革命到武漢肺炎疫潮，香港政府表現始終如一，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爭取民眾支持一直不是政府施政的重點。國際媒體Bloomberg認為，於疫潮期間，在港府治下，香港形同failed state。相較索馬利亞與蘇丹這類國際公認典型failed state，Bloomberg說法或有誇張之嫌，但其報道仍能引發思考：港府視民望與威信如浮雲，會如何增加香港投資風險、削弱香港經濟競爭力？當香港特首所得支持率跌至單位數，港府堅持在15年來首份赤字預算案大增警隊所得撥款，這些問題便更值得深思。
鄺健銘
《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