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最近首次向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致函，強調港人需要同舟共濟，不應有政治操弄，「操弄『罷工救港』，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政治上的『新冠病毒』」。新改組的中共港澳系統以敢於亮劍聞名，「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但不團結的是誰，香港市民都看在眼裏──林鄭政權首先便不團結，多區區議會民主派佔多，上任以來皆撥款表態，與市民共抗武漢肺炎，作為對口單位的民政事務署系統則率先停擺，民政專員看到不喜歡的議程隨便離席，議員要開特別會議，會議室也不提供，批出的抗疫款項，至今仍在招標、官僚程序之類的雲裏霧裏，這不是政治操弄是甚麼？
鬥爭思維當道的年代，我們看到的是，港府就算人道救援當前，亦未有胸襟接受民主陣營地區執政，一同共度時艱。他們甚至沒有預想，地區代議政制竟然可以由不是啦啦隊的「敵人」執政。無他，回歸已經20多年，政府仍然沿用殖民年代代議政制白皮書的思維定位區議會，只是附屬政府的地區諮詢組織，當發表異見，林鄭便批評為謠言假消息抹黑分化。
毛澤東搞群眾運動的啟示
中共於1920年代草創時期，毛澤東便意識到農民的需要是群眾運動的基礎，1926年，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說：「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為了證明組織農民，爭取農民支持的重要，他做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亦提醒黨員：「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裏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晒着酷熱的太陽，冬天冒着嚴寒的風雪，攙着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麼，問他們要些甚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
近日林鄭政府大手批出的300億元紓困措施，究竟多大程度體察市民需要，從安排模糊已見端倪。以賑濟零售界的56億元為例，文件說將以「可行及公平的定義」決定申請資格，給予售賣一般大眾貨品的商戶。相比李嘉誠基金會中小企「應急錢」計劃，凡屬零售業、公司規模50人以下、持有效商業登記便夠資格申請，政府的計劃實在模稜兩可。
筆者很多零售界朋友所希望的，是業主減租，任何政府資助也很大程度為了抵銷租金，與其考慮商品種類，租金承受力會否屬更致命因素？其實，執政陣營指摘罷工救港訴求，固然是為了把異議者者掃往政權對立面，但三分之一醫護人員參加，其實反映正常人都不會認同封關不足、病源流入有餘的本質，終歸幾多醫護人員也承受不了抗疫壓力。執政陣營若有體察群眾的心，而不是搞敵我群眾界分，便不會推了10億、300億，市民仍然對施政缺乏期望。
市政局裁撤以來，真正的下放權力到地區未有實現，以往政府－地區建制的運作模式，將區議會壓縮為分錢用錢為主的功能，民主陣營需要慎思，政府繼續不合作，可以怎樣？筆者認為，議會與其花心思通過立場，不如善用區議員的民意認受，建立群眾基礎。民主改革的力量終歸是群眾運動，區議員最大的本錢，正是民意授權、群眾支持和地區網絡。當政府無能、市場失效，公民社會正正擔任民間互助的有機體，香港在這段肺炎期間，正正體現了不同社會人士捐輸分享抗疫物資的功能，區議員本來不屬公民社會，但沒有政府合作的議會，一樣可以活得精采，所以我時常說有作為的區議員，時間都不多在議會，而是社區，有人罵不是問題，沒有人求助才值得憂慮，因為這反映工作影響多少區內市民。
誰站在群眾一邊，市民眼睛雪亮，假如反對你的群眾便是黑醫黑護，把市民的直接訴求打成政治操弄，不會為香港帶來善治，也是逃犯條例以來香港沉淪的主因。
區諾軒
前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