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星期本來出席普萊亞（Murray Perahia）於多倫多的鋼琴獨奏會，臨時取消。上一次普萊亞打算到多倫多演出，已是2003年的事。那一次因沙士疫情嚴峻而告吹，想不到今次的演奏也碰正另一次的肺炎病毒。不同之處，為今趟普萊亞是因自身健康問題而取消北美的整季演出。
這場音樂會還有另一轉折。普萊亞原定去年五月一日來多倫多獻藝，但我從來不是他的粉絲，故也未有訂票。後來普萊亞因身體抱恙而取消行程，主辦方臨時找來彼得塞爾金（Peter Serkin）頂替。當時聞訊，甚為欣喜，連演出曲目也沒看便馬上購票。後來得悉他準備演出的，都為作曲家的「晚期」作品，包括莫扎特的《b小調柔版》（K. 540）和《B大調鋼琴奏鳴曲》（K. 570），以及巴赫的《郭德堡變奏曲》（BWV 988）。其時剛埋首與李歐梵教授合寫探討「晚期風格」的《諸神的黃昏》一書，更覺演奏會來得合時。惜未幾，於演奏會舉行前一星期，彼得塞爾金也宣布因病未能演出，主辦機構又得到普萊亞首肯於今年二月補彈一場。因此，我本應拿着彼得塞爾金門票去聽普萊亞，卻不但收到音樂會告吹的消息，也傳來彼得塞爾金離世的噩耗。
最初留意彼得塞爾金，固然是他父親魯道夫塞爾金（Rudolf Serkin）的關係。音樂界鮮有如Erich Kleiber與Carlos Kleiber那樣能「子承父業」的例子，塞爾金父子算是例外。但魯道夫始終是公認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彼得於他巨大身影下發展，外界自然寄予過份期許，衍成演藝生涯的無形壓力，故七十年代曾一度隨着嬉皮士浪潮而往印度、西藏等地尋找靈性生命，直至一天流浪於墨西哥街頭，偶然聽到久已遺棄的巴赫音樂，秒間感動涕流，才驀然醒覺古典音樂對他的深刻意義，遂回美國重新發展演奏事業，將其於東方宗教哲思的體會融於嶄新演奏風格。曲目雖與父親的範疇多有重疊，但已不為拘束，自成一格。
多年前與黃牧老師初相識時，聽他提到魯道夫塞爾金於六十年代曾到香港大學陸佑堂演奏，且有香港電台的錄音廣播，實在難以置信。2015年香港大學的繆思樂季邀請彼得塞爾金與許佳穎舉行一場四手聯彈音樂會時，又勾起了魯道夫於港大獻藝的往事。稽勾文獻，得悉那場演奏會於1960年舉行，於是冒昧向繆思樂季建議邀請彼得塞爾金於2020年到港大，呈獻一場重演其父當年演奏曲目的一甲子紀念演奏會。唯當我細讀魯道夫傳記等資料，卻未能找到陸佑堂那場曲目，只看到有關那一兩年間他於東南亞演出的零碎資料。正為重塑完整曲目躊躇之際，港大音樂圖書館館長竟於1960年的《南華早報》中，找到那場音樂會的廣告，其中附上全場曲目！此建議經由繆思樂季總監向彼得塞爾金的經理人提出，據說塞爾金曾考慮演出部份樂曲，但後來還是因健康狀況而未能成事。誰想到原來計劃舉辦紀念音樂會的2020，會是彼得塞爾金辭世之年？
幾年前撰寫《樂樂之樂》一書時，曾據史料提出《郭德堡變奏曲》乃巴赫送給愛兒Wilhelm Friedemann的三十歲生日禮物；此外，也留意到此曲於塞爾金父子間的特別意義。魯道夫還未成名前，接受了原為一場玩笑的建議，以整首逾四十分鐘的《郭德堡》作為演奏會encore，結果彈完才發現全場只剩四位觀眾，如此逸事卻也廣為流傳。後來他於二十年代所作的第一次錄音，為技術尚未成熟的紙卷錄音，灌錄的曲目便是《郭德堡變奏曲》。然於他中晚年時雖多走進錄音室灌錄唱片，《郭德堡》卻始終不見蹤影，甚至絕跡其演奏曲目，反而彼得卻以之為其拿手好戲，先後三度灌錄此曲，至去年原定於多倫多的演出，也包括《郭德堡》。竊以為此乃魯道夫見兒子對此曲別有心得，故意留一手不彈，以免聽眾多作比較而掩其光芒。此番心意，與巴赫譜出的父子情誼遙相呼應。魯道夫的追思會上，彼得為亡父彈奏的，正是《郭德堡變奏曲》。
那天聽到彼得塞爾金離世的消息，錯愕之餘，走到鋼琴前翻出好幾年沒碰過的《郭德堡》，不覺間把全首彈竟，默默向塞爾金父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