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本篤，行年八十四，人稱吳伯。你沒聽錯，他與15個教宗同名，天主教世家。這一副老骨頭會穿上裝備，在防暴警察前面螳臂擋車，非常熱血。在這個充滿憂患的年代，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歷史。
向前看，真理越來越迷濛；往後溜，反而更可認清事物的本質。當一座大城市氣數已盡，表面看來，它與以前完全一樣。它仍然存在於地圖上，只是已不再有生命。希望你明白我在講甚麼。
吳伯的奇幻逆緣，如東方七宿，能追逐，而不能改變。
撰文：簡力斯
攝影：廖雁雄
如果你每晚7點至11點經過旺角百老匯戲院，你必會看到戲院對面竪着幾支黃色旗幟，旁邊兩張小桌子，坐着幾個銀髮老人，三言兩語閒聊着，此處正是旺角鳩嗚團的「總部」。由2014年雨傘運動一直「運作」到現在，吳本篤是他們當中的核心成員。佔領運動過後，他每晚都在這個位置掛橫額，懸直幡，擺街站，派傳單，傳播民運訊息，風雨不改。訪問當日，街站的燈牌顯示出「1792」這數字，代表他們已經堅持了1792天。吳伯拿出幾罐啤酒請大家喝，摸着酒罐說出他的奇情人生。
2019年「7月1日，立法會門外清場，吳伯被推倒在地上，五個防暴警察圍着他虐待，下身腳踢，上身棍毆。那一刻，他以為自己會死。」
吳伯經常說，如果還年輕，他一定是個勇武派。7月1日立法會一役，他感受至深。「當時我戴着頭盔，警察不知我是老人家，一下就將我推落地，五個圍打一個。我心想：打得這麼狠，是否想打死我？過了不知多久，他們終於停手，有社工跑過來，問我還站得起來嗎？我一動不動，社工扶了我去中信大廈叫救傷車。第二天走路一拐一拐的，全身傷痕，盆骨劇痛，牙都快甩掉了，吃東西都會痛。」他喝下一大口啤酒，拍拍心口：「打死我無所謂，千萬不要打到殘廢坐輪椅，我最驚！」
五年光景，吳伯由旺角四處鳩嗚，變為一個戴着「豬嘴」周圍擋子彈的人。反送中運動一開始他已全身投入，加入「守護孩子」，與黃伯、陳伯和一班媽媽走到最前。「今次警暴比起五年前猖狂得多，無規矩、無法律，經常見到示威者被按在地上狂打，我們都不敢走過去，否則自身難保。警察已經喪盡天良，你罵他們一句，他們就會馬上衝過來打人。」
一把年紀還搶着走在前面，健步如飛，吳伯笑咪咪說：「我食過夜粥，而且一直有晨運，跑得快過防暴警察！」筆者曾與他一起參加遊行，見他行足兩個鐘都沒慢下腳步，更險些被他放甩，實在慚愧。「一班後生仔都替我擔心，叫我不要走得太前。我成日食催淚彈，食完五分鐘就無事。有次吸入肺，感覺似火燒，不過不消一會又可繼續前行。」
2014年「旺角砵蘭街一個晚上，吳伯與十多名示威者被防暴警察按在地上，混亂中被一個年輕人壓住，他在下面被防暴警察猛踢，年輕人則在上面被警棍毆，事後他雙腿外側全部瘀青。」
佔領運動期間，吳伯每夜守在旺角佔領區，直到天亮才回家休息。佔領後期，警方展開三區清場，他兩次被捕：金鐘清場，他坐在地上，由警察抬走；銅鑼灣清場，他被捕後踢保，沒有被控告。清場後，人心散渙。
「79日佔中毫無結果，大家都深深不忿，我們堅持在旺角繼續遊行，取名『鳩嗚團』，每晚由亞皆老街往彌敦道行去登打士街再折返，經常去潮聯小巴站喊口號，警察見邊個大聲就㩒邊個落地，但那時他們不敢打得太過份。」開初有幾千人參與，大家在彌敦道「逛街」、揮旗、叫口號，過馬路時綁綁鞋帶，「整色整水」阻塞一下交通。後來規模逐漸萎縮，變成幾百人、幾十人。再後來，十個決定去救火的少年已經所剩無幾，大家就決定改變形式，留守在西洋菜南街擺街站。
1972年「10月28日，經歷悲慘的三年零七個月，壯年的阿吳跨過羅湖橋，脫離大陸這座大監獄，重吸自由的空氣。」
阿吳回來之後，繼續他的老本行——揸的士。之後幾十年，他的生活一日比一日好，跟香港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一樣。到2003年退休，香港的繁榮亦告行人止步。回想他在香港一個甲子的光陰，當過律敦治醫院助護、電器舖店員、南海紗廠車間調查員、左顯記蠔油店及吳錫記貨車司機、餘園農場員工、聖鮑斯高校車及寶血會司機，尤以1962年大陸飢民湧入香港，求職艱難，一度失業，饔飧不繼，幾陷絕境，他就像每個小市民一樣，操勞奔波為兩餐。後來當上的士司機，一直做到退休，見證着香港起飛、被收回、盛極而衰、絕境沉淪。
「八九北京民運之前，我不關心政治，之後開始關心，買了大量關於民主的書籍閱讀，每次大型集會和遊行必會參加。」他認為北京民運喚醒了酣睡中的香港人，而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百萬人大遊行，發生在八號風球的翌日，是阿吳政治覺醒的轉捩點。
1969年「3月15日，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阿吳回鄉下雷州探望病重父親，回程時在湛江市旅館被公安扣留，解往海康城看守所。時值中共第九次大會，林彪聲勢顯赫，作大會《報告》。看守所要阿吳學習《報告》的精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阿吳沒有想過，此次一去便是三年零九個月。原定回港之時，公安把他抓住，指他當年偷渡離開兼信奉天主教，「成份不好」，關押他在看守所九個多月，連家人都不知他的去向。「那次坐監好辛苦，坐到生痔瘡，爆起上來成條褲都是血，最後褲子起碼積了兩分厚的血迹。一日兩餐，清菜鹹魚，那種鹹魚連貓都不會吃。幾時才有肉？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才有一塊好似梅花的肉，有毛又有沙，照吃。所以我回港後立即去燒臘店斬了塊大叉燒，吃個夠為止。」九個多月後終於獲釋，但不准回港，他已瘦骨嶙峋，只好投靠老家。當時文革烈火朝天，百姓卻一窮二白，「為了生活，有時跟阿嫂去車站兜售手織蒲草袋，有時跟哥哥到叢林收集樹葉運去墟市賣錢，有時落水捉魚捉田雞。」生活艱難，每個居民每月八斤米四両油，每年一套衣服。不久又碰上雷厲風行的「一打三反」運動，他和其他「地、富、反、壞、右」分子被召去參加學習班，思想改造。
「有日上堂突然要寫一段自我檢討文章，後來才知道，原來有人在書架上一本書中夾入一張寫有咒罵毛澤東字句的紙條，教官要大家寫文，就是要鑑辨字迹揪出那個人。那個倒楣的人最後被判七年監。」學習班結束，他被安排到鎮辦農場勞動改造，每月生活費十三元五分，到「管制」結束，再回父家生活。其間他親歷兩次審判大會，全縣不論男女清早起來，帶備糧水，浩浩蕩蕩走到十數里外的刑場觀看宣判，大會即場宣告拘捕一批人，以及槍斃一批人。探親無罪，阿吳不斷寫信向上級伸冤，甚至寫信給周恩來，全都被當地公安截住，直至胡耀邦上場大赦天下，他才得以回港。
1967年「左派工會大暴動，歷時半年，市面蕭條。阿吳每天駕駛的士在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土製炸彈之間穿梭載客。」
1953年，17歲的小吳和三個同學由越南河內坐國泰航機來港，再轉乘輪船往澳門，繼續學業。在澳門生活四年，完成中學課程後，小吳入境香港，在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修讀士林誓學，自此落地生根。筆者驚訝，眼前這個八十多歲的老吳，由反送中到反警暴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晰，他稱可能是小吳讀過哲學，分析能力很強。士林哲學涵蓋邏輯學、認識論、心理學、宇宙論、形上學、倫理學、理性神學，由於拉丁文是天主教會文字，課程以拉丁文授課，60年前居然有如此課程，聽見都覺艱深。念了四年，小吳無心繼續學業，決意走傳教士之路，故此離開修院，投身社會。他轉過很多份工，最後當上的士司機，然後碰上六七暴動。
1948年「神父遣送小吳去北海市（今屬廣西）小修院讀書，其間解放軍南下，城破，政權變色。土改，清剿反革命，地主及國民黨殘餘，一批接一批暴屍荒野。」
共產黨迫害宗教，小修院再過四年就解散，修生各自回鄉。副院長陳除神父安排小吳與三個同學跟隨逃亡地主，坐漁船偷渡到越南。「共產黨打壓宗教，一向都是無所不用其極，你看今天的情況，全國拆十字架，教會要貼習近平畫像，觀音像要改頭換面變成嫦娥。共產黨一直都是這樣。」當其時越共和法國的奠邊府戰役打得正酣，首都城內，炮聲可聞。
1942年「家園頓變頹垣，6歲的小吳舉家搬入母親家鄉縣城，其間日軍佔領縣城，及至1945年日軍投降，國軍入城。」
小吳在雷州的家經歷兩次火災，一次是村童玩火焚毀全村，一次是雷擊焚屋。家園破落，一家人遂遷往縣城另謀生計。他於1936年在廣東海康縣（今稱雷州市）出生，嬰孩時已領洗入教，家族數代都是天主教徒，從他的名字「本篤」可見其家族之虔誠。年紀小小就離開家鄉，從此，他的人生就隨着歷史洪流而漂蕩，歷盡日軍、國軍、共軍、中共、港共，驀然回首，青澀的小吳已變成一頭白髮的吳伯，坐在旺角街頭喝着啤酒想當年。他對共產黨既憎恨又害怕，親身體驗過，那種恐懼又豈只是一年只得兩次有肉吃那麼簡單。
【後記】
吳伯與倪匡至少有兩個共通點，都經歷過共產黨迫害，都信耶穌。吳伯落難捉田雞，倪匡要吃老鼠充飢。吳伯兩次目睹共產黨行刑，倪匡也記述過他的親身見聞：一輪槍聲響起，死者仍然跪着，用一種可怖的樣子張大口，倒地的則還睜大着眼，彷彿眼睛仍然在轉動。
兩個老頭子都對共產黨恨之入骨。每當聽到人說共產黨進步了，倪匡總會想起一個老笑話：食人部落的領袖不服別人批評他野蠻，於是派很多子弟到哈佛、劍橋留學，多年後這些放洋子弟西裝筆挺回來，人家問到部落的情況，領袖說：「我們好進步了，用餐刀吃人肉。」
其實吳伯的文字也相當精煉，如果他當年嘗試向報社投稿，現在是個退休作家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