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職《文匯報》長達15年的程翔，1949年中共建政那年出生，雖然曾被中共以「從事間諜活動」判囚，但經歷過1971年「保衞釣魚台」的火紅年代，坦言自己的愛國情懷始終如一。他認為國家和政權可以分開，但理解「港獨」近年思潮興起與共產黨的政策直接有關。
「我很年少已經看梁啟超的書，他給我最大得着是把國家和朝廷分開。他說國家是永續的，朝廷只是暫時，國家是全民所有，朝廷只是受委託去管理國家。這種觀念其實就是政黨不等同國家的觀念。」1980年，當時在法國巴黎進修的程翔，獲報社通知要求出任《文匯報》駐北京站主任。當年北京仍要靠糧票吃飯，一些早年從海外回國報效國家的知識分子也以自己在國內遭迫害的經歷，勸他不要回去。「當時我也曾猶豫。有次我坐上歐洲豪華列車旅遊，穿州過省，看着的是歐洲美麗的風景，但心中想着的卻是中國很落後的農村生活。」他指自己的愛國情懷與1971年的「保釣運動」有關，「那是一次青年人大規模覺醒的過程，看到國家積弱領土不保，因此我們當時都有對國家的嚮往。」
聆聽意見助溝通
駐京八年，程翔慶幸自己當年身處中共建政後政治最開放的年代。「當年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二司司長容康，負責香港的宣傳文教工作。他是我很尊敬的人，雖然馬列主義色彩很濃厚，但卻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共產黨員如果願意聆聽意見，其實是可以與其交往。最弊是他們以高高在上的態度，指令你去跟隨他，這樣你就很難受。」他曾因傳媒工作和政策事宜，忍不住向容康發脾氣，但容康都會從記者的角度嘗試去理解，所以當年能夠跟他無所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