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70年（五之五）一國兩制】
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對港澳採取「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方針，對台灣則曾通過長年炮戰來宣示「主權」。鄧小平上台後，1983年6月在會見美籍華裔政治學者楊力宇時，首度明確提出兩岸「和平統一」的設想，強調國家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此後這套「一國兩制」構想被用來解決港澳回歸問題。
然而，近年北京對香港越來越強調「一國」而淡化「兩制」，「高度自治」在官方文件不時消失，兩岸的政治距離也越來越遠。前港區人大代表的李鵬飛，對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由最初充滿寄望變成失望；前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中共始終未擺脫鬥爭思維，難以給香港真正民主；曾任職左派報章的資深媒體人程翔直指，中共的錯誤政策直接導致香港年輕一代與國家疏離。
記者：陳嘯軒
李鵬飛於1954年（14歲），經母親安排由上海輾轉偷渡來港，經過多年發展成為商界領袖，獲港英政府先後任命為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1997年底當選香港史上首批由選舉產生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兩屆十年的任期內他用心用力處理港人的申訴，但走入國家體制後他很快便發現人大代表只是虛銜：「這次《逃犯條例》修訂，有沒有人大代表發過聲？都沒有出來幫香港人說話！」現年79歲的他批評中央近年已「貶低」特區，慨嘆目前香港的亂局難以解決。
成立辦公室被拒
回歸前，港區全國人代由廣東省人大直接任命，附屬於廣東省代表團；回歸後，港區人大改由「選舉會議」產生，有了獨立的身份。在過渡期備受港英政府器重的李鵬飛，當年出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心態雀躍地參加了首屆的港區人代選舉：「香港第一次有自己的代表，當然有期望喇！無人鼓勵或不鼓勵我去（參選），我覺得當時對中國認識比較少。」
進入了這個憲法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李鵬飛很快便成為收到最多港人申訴的人大代表，當中很多是商業和產權糾紛，但也有港人在內地「被失蹤」個案。「曾經有人在內地被拘留，他的太太來找我，我寫信去（地方政府）問，他幾個月後獲釋。」但他認為個人能力始終有限，經他處理的申訴只有約7%得到官方的回應，更多是石沉大海。眼見其他省市的全國人大代表都在地方設有辦公廳，他於是向人大建議設立港區人代聯合辦公室，並由36位港區人代輪流當值，接受港人有關內地事務的申訴，但當局一直以香港已有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不欲人大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為由拒絕。「我問過吳邦國（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他說香港的事情由香港政府去辦，因為特區很敏感。」
「我當時做事比較aggressive（進取），但因此也較失望。」李鵬飛坦言，上任第三年已開始灰心，有同屆港區人代更對他冷言冷語，說他積極處理申訴「沒用、浪費時間」，原已打算只做一屆，但至2002年底換屆選舉前夕又決定爭取連任。「因為當時有人想踢我出局，想我唔好咁煩，他們有幾張（設定當選）名單，我都不在上面。」結果這些小圈子的陰謀未能得逞，他成功連任，至2008年換屆才卸任。
無人再敢「講人話」
「根本他（北京）就不想你成立辦公室，但現在就管都管唔切！現在香港社會這麼混亂分化，哪個人大代表能夠代表香港市民？」李鵬飛慨嘆自他離去後，敢言的港區人代已絕迹。「我想我走了後港區人大收到的申訴少了，有些人收到信就投進廁紙簍說：鬼做咩？」回歸前病逝的港區人代廖瑤珠，曾在1988年的人大全體會議搶着要發言，又在1991年人大的分組公開會議發言時為六四死難者默哀。「廖瑤珠也覺得做人大委屈了她，我去過她家吃飯，她說都沒有人代表香港人發聲，我就『自動犧牲』，當着二千多人面前照講香港事務。她是一個character（個性人物），有些『人話』講，為了中國政治進步嘛。但我認為人代現在不會在香港起到多大作用，香港地位已被貶低。這不是最近的事，而是一直慢慢地變成只講『一國』，沒辦法！」他指自前特首梁振英開始，上京述職時與領導人的座位排列由以往的並排改為在長型辦公桌「靠邊坐」，就反映了特區地位已被貶低。
「港區人代開會就在中聯辦的飯堂，有事就召集我們去，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好像吃飯比開會更重要！」1983年曾率香港工商專業界「才俊團」往北京訪問，在人民大會堂獲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勳接見的李鵬飛，心痛港區人代不爭氣，只把公職當成是虛銜，亦慨嘆港人要與北京打交道不容易：「你做人大代表，好難同他們（中央官員）溝通，因為政治體制不同。很可惜回歸了22年，港區人大都未爭取到設立辦公室為香港人做事，這樣你好難令香港人不會看不起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