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與時代是分不開的。就算你所創作的不是直接回應着社會事件，你創作時候所遇上的社會氛圍，也會對你有很大的影響。有一個階段我參與了很多喜劇的創作，然而當大家在戲院笑得開開心心的背後，其實我們在創作的過程中，卻因為時代的氛圍而陷進過情緒的困籠。
第一次遇上這種矛盾，是美國911那時。還記得當晚在趕電影《玉女添丁》的通宵班，那是一齣由楊千嬅主演的瘋狂喜劇。我們在現場邊拍邊笑高高興興之時，突然收到好友的傳訊（那時候應該還是Call機吧），說美國有一輛飛機撞進了世貿大廈。我原本一時間也只當普通新聞去看，但冷靜了一會，才感到「咦？那不是世界末日嗎？」之後整個晚上，幕後的工作人員都不停擠時間走進化妝間看電視，馬偉豪導演與我及一班演員，則壓抑着情緒，繼續想着怎樣去讓演出「更好笑」。然而那個時候我還算新編劇，我拍着拍着開始質疑：其實世界為甚麼還需要喜劇？我們做的根本沒有意義。
之後，電影還是完成了，上映了，大家笑得開開心心了，然而我仍未克服到那個問題。
第二次，是沙士。那時我們還要遠赴上海出外景，拍《新紮師妹2》（又是千嬅！）。沙士時人心惶惶，到處都是流言，我們又身在外地，消息就更亂。一時又傳香港要鎖港，一時又傳空氣都會傳播，同時我們身為香港人更嚇怕當地人，大家都怕我們香港人帶菌，之前定好了的場地，臨拍攝前很多都臨時拒絕了我們的拍攝，我們要即時找地方，找到地方又要即時改劇本，情緒亂上加亂。我們個個戴着口罩，一邊留意着每日又有幾多人失去性命，一邊解決拍攝的無數問題，一邊卻又要逼自己想開心的事情，讓自己可以進入度瘋狂喜劇的狀態，夜晚回到酒店又立即打電話向家人了解情況。回想起那段日子，確又是另一次創作人思覺失調的頂峯。
今天，香港的氣氛同樣出了事，對創作人來說又是一個挑戰，然而我手上在寫不再是瘋狂喜劇，畢竟那種類型近年已難以再開拍了，然而不知是否因為年紀大了，我突然懷念起我在那個時候的工作。在苦難中創作喜劇是辛苦，但苦難總有告一段落的時候，當人們捱過痛苦之後，可以在戲院裏找到個半小時的笑聲，也是一份很有意義的慰藉。今天，流行的都是勵志片，因為大家都迷失，但其實我們更需要的，是喜劇，讓一家人無論甚麼身份，都可以相約一起走進戲院，一起笑的喜劇。
其實世界為甚麼還需要喜劇？因為痛苦總會過去，而之後，我們就要靠笑容去替我們尋回力量走下去。
撰文：陳詠燊
奮鬥房
《逆流大叔》編劇、導演，寫了18年劇本，自覺最代表到個人思維其實係《追擊8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