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代的移民潮印象始於八六年左右，來話別的同學、朋友多選擇移居美加。那一次移民潮的成因，大概來自香港前途談判，部份中產人士擔心會失去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未雨綢繆，選擇了起錨。另外一個較小眾而又騎呢的原因，便是有高人預測，2002年大亞灣核電廠會爆炸影響香港，令其多加了幾個移民數字，後來當然便只是一笑。
我記得當時廣播道一層800呎的單位賣50多萬，不過銀行供款利息卻要20多厘。那時流行一個說法，倘若有能力在外地買房子，除卻了居住負擔，另加六百萬港元左右現金存款，便可以靠銀行利息過寫意日子，安心做「息魔」。
第二波便要數八九民運之後，某年最高數字走近10萬人，這一波漣漪到九七前後。我在這個期間申請了移居加拿大獲批准，但因92年剛簽了一份香港工作合約，有些為難，在一次探親入境時，向海關表明不能夠履行居住180日的要求，即場放棄了落地紙的權利。所以，後來幾次入境，海關人員看紀錄，知道是誠實良民，都少有查問，只不知道這麽多年後，紀錄還存在否。
近日偶然從電台聽得許冠傑在90年代唱的〈同舟共濟〉，由他自己寫曲和詞，當中入耳的字眼包括了「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做遞菜斟茶」等，深感唏噓。唏噓的不是因為「二等公民」礙耳，而是香港人曾經自視過高，然後南柯一夢。八九十年代，香港沉醉於擁有全世界第一流公務員隊伍，與及是全世界最醒目聰明一族的良好感覺當中，所以看不起「二等公民」、「遞菜斟茶」這些角色。多年後反省，便知道想法幼稚。一是香港人的公民社會意識（如有）還不算成熟，卻怕做「二等公民」，另外視「遞菜斟茶」為低端工作，也是極度的政治不正確。這樣的眼光，我們近年卻施之於香港的新移民身上。
這類打嘴砲式的勵志歌，逃不出矯揉造作，八九十年代多的是，鼓勵你留守的人，大多數都留了較腳後路，這是部份香港醒目仔的偽善。事實上，我的親友在外地生活、工作也非只限於「遞菜斟茶」，其中一個在香港做建築劃則工作的，80年代到了溫哥華，先做自由接單，慢慢站穩了，便建立出自己的客路網，沒有人理你是一等還是二等公民。當時的確有些人有一種「厲害了，我的港」的心態，去到新地方，總想要有大駕光臨的氣勢。另外，居澳洲的朋友太太亂打亂撞，藉着社區的公共場地資源，建立了電腦班，教小孩，活得很有意義。我的弟妹都是澳洲公民，都有雙學位，弟弟近年的業務是專門替客人搬鋼琴，工夫和手勢都要比「遞菜斟茶」重。
寫這篇文章是偶然的感觸，原因是身邊有一些朋友包括學生陸續有移民的動作，出發點不外是生活方式的選擇。一個在香港做IT工作，近日打算到加拿大開老人院做護理工作。另一個是知識產權律師，隨夫婿移居侯斯頓已經三數年，但仍可以透過互聯網繼續服務香港的公司。世界越來越細，聯繫緊密，自由通訊很難強力封鎖。身邊朋友移民前夕，便只是趁機聚首吃一餐飯，沒有甚麼惆悵。
說移民數量，近年的數字反而不算多，大概是客觀環境真的越來越難搵食，尤其是基礎不夠的年青一代，便可能要陷於「貧賤不能移」的處境。有趣的是，近年移民的朋友，較多是夫婦一齊，或者是舉家遷移的，少了一些像八九十年代把配偶當作「太空人」處理的醒目仔策略。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強國人的「二奶村」現象。在這方面，香港人的確是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