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一封陳方安生母親方召麐寫給老師張大千的親筆信，時維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文革」初起之時，適值張大千七十大壽。
方老太在信的開頭說了些祝壽話，還有一些朋友託大千寫招牌的事情，之後就說到香港狀況：「香港方面，百貨公司等職員多於顧客，惟紗廠以及其他出口工廠生意尚佳，酒樓飯店生意亦好。商務、中華等書局百分之八十出售毛選的毛語錄。舍弟心謹（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將於下月中全家遷往加拿大，饒宗頤先生亦將離港赴新加坡任職新加坡大學。有辦法離港者，咸作離港打算矣。房子跌價一半亦無人承購，此乃引起市面不景氣之主要原因。」
師徒之間的一封家常書信，令我們看到了當時香港的實況，左派書店的書架上跟大陸書店一樣放滿了毛澤東選集和語錄，紅彤彤的紅寶書，跟「文革」互相呼應起來，這也就是第二年「六七暴動」的伏筆，醒目的學者如饒宗頤嗅出苗頭不對，跑到新加坡去了。「有辦法離港者，咸作離港打算矣。」沒辦法的人，則只好留下來分享「革命群眾」的暴動。
由此又想到前兩天看的趙崇基新作《中英街一號》，黑白的影像為歲月留痕，正好可跟方召麐這封行氣充沛的手書互相印證，記錄了城門失火之後池魚的躁動與無辜。可惜直到今天，明白人還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