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剛九十四的農婦（孫淡寧女士）避離塵世，悄悄地走了，陶傑告我這消息，難過自不免。七四年得到克亮兄引薦，認識了農婦，跟別的年青人一樣管她叫「孫大姐」，在現實生活裏，她是眾人的大姐，對青年，吁寒問暖，盡伸援手，我是其中一個受惠者。七五年初離開又一村出版社後，一直賦閒在家，大姐不知從哪裏知道了，約我見面，地點是《明報》報社對面小餐館，一見面，便罵：「媽的！小葉！啥個事體，沒上班也不找大姐！」跟住嘰哩呱啦嘮叨了一大堆，我沒插嘴餘地。呷了口咖啡，孫大姐氣平心靜，關懷地問：「小葉！你打算怎樣過？老婆、小孩要養的呀！」我默然無語。孫大姐微咳一聲，略抬頭，半白頭髮在燈光下閃出銀光：「我替你找個差使，好不？」我點點頭：「拜託了！大姐！」「這好！我的老阿弟寶毅剛去了《大任》週刊，需要一個編輯，你後天上班去！」不待我回覆，往下說：「好了！今天到此為止，大姐還有稿子沒弄妥！」拿起檯上單子，跑到櫃台結帳，我趕上去搶，她眼一瞪，像銅鈴，吼道：「你敢？」我乖乖就範。辛辣、直率、豪邁，是湖南人的特點，這在孫大姐身上尤為顯著。
隔一天，我跑到中環「萬宜」大廈《大任》編輯部，見到孫寶毅先生，他握着我的手道：「謝謝你來幫忙！」我回說：「我資歷淺，怕幫不上什麼！」寶毅先生肯定地道：「不不不！大姐薦的人不會差到哪兒去！」這無疑加重了我壓力。上班不到一個星期，接到首項任務——訪問金庸，不待寶毅先生言明，我已猜到是大姐代籌謀的，她的先生（我們稱馬老爺）是金庸唸政治大學時期的同學，高兩班，是學兄。其時，金庸住在渣甸山，三層高洋房，二樓全層書房，壁髹淡藍，書架頂天，踏足其內，如進書海。訪問間，我問得多，金庸也答得多，攝影師小朱拍照連連，一個半小時完事，心情激盪不已，能訪問金庸，是那年代所有記者的夢想，既實現，下山時，興奮得跟小朱相與拊掌。第二天，大姐打電話來問訪問的情形，告以「順利完成任務。」大姐「嘿」的一聲：「別吹！拿來我看看！」我用一天時間寫好，跑上《明報》，親手交與她，老大姐真行，立馬翻看，並在不妥之處用紅筆打圈：「你回去改一改，可以發表！不錯！」我如奉綸音，奔下樓梯。這是我第一篇寫金庸的文字，可惜手邊無存稿，憾事也！
八二年夏天，為了寫《香港女作家素描》，跑去大姐太古城的家，暢談竟夜。大姐談鋒健，滔滔不絕，馬老爺疼她，從睡房走出來催她睡，這可惹火了大姐，嗔道：「噓噓！快去睡，別理我們！」轉臉向我說：「小葉！我有巴西咖啡，弄一杯讓你提提神！我們往下聊！」大姐一開腔，如奔流似驟雨，談文論藝，敍往憶舊，最精采的莫如親手槍斃了一個關東軍：「那關東軍還咧嘴哈哈大笑，笑聲猶如狼嘷，真是他媽的，心底大怒，拔出手槍，對住他的胸頭便是『砰砰』兩槍，跟住上前踩了他一腳，看看他到底死了沒有。殺完這個關東軍，我跑到下面乾了一大碗鄉下米酒，划了一大碗飯，心裏好不舒暢。殺人是多麼殘忍！我怎會變得如此殘忍？」我忍不住伸出手握住大姐的手猛搖，朗聲說：「好！殺得好！」大姐用右手食指捺在唇邊：「噓噓！別吵醒馬老爺！」時已夜深，我告辭，大姐送我到門口，說：「小葉！『作家』的定義，若由我定，大概是這個樣子吧——所謂『作家』，他的文章定要擲地有聲，有社會價值，有深邃的思想，能寫這種文章的人，才配稱得上是『作家』。」沉痛無奈的話，至今刻在心坎。想起劉海粟寫給大姐的一副字——「筆底人間煙火，紙上四海風雲。」大姐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