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刊在星期天《蘋果》的卜戴倫文章好看極了，不但梅藻口中戴先生東抄西襲生產A貨的行徑獲得一百八十度平反，「歌詞像點名簿」媲美杜甫的「無一字無來歷」，同時也證明當年香港電影節把《I'm Not There》譯《七個角色尋找卜戴倫》多麼貼切，神龍見首不見尾，打開軀殼裏面空空如也，神秘抑或神化公婆各有理據。對照面書上本地填詞人天馬行空的揶揄，這篇文章既益智又補身，特別是有一位高人連「叨光」和「韜光」都分不清，就嬉皮笑臉高喊與有榮焉，除了教人遺憾「養晦」的不足，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文中引「卜學家」里克斯說文學的偉大在於「廣泛地適用於人生，令你更懂得自己，於是更懂得他人」，恰正是戴倫早期歌詞的功能，質疑他沒資格得諾貝爾的時事觀察家，不妨在風中追尋答案。不過馮君大作有一點我認為有商榷必要：他寫零七年多麗絲萊辛獲得同一榮譽，消息公佈時人不在家，搭的士回去在門口落車，守候的記者擁上前報喜，老太太「噢基督」脫口而出然後轉身付車費，「相比起諾貝爾文學獎，她顯然更加心繫那個秒秒鐘計錢的咪錶，態度正確」。呃，想像力非常豐富美麗，但恐怕與實情有多少出入，事關英國計程車唔同人咁品，乘客先企響路邊摀低身告訴司機目的地才施施然登車，抵埗後下車重複同一動作畀錢，也就是說，尊貴的屁股一離開後座座位，咪錶已經截了，萊辛女士完全不必擔憂車資會因為應付記者而增加。比較有趣的反而是，為什麼那班記者沒有一個具紳士風度，掏出腰包代婆婆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