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作家、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的作品《二手時間》，採訪了蘇聯解體後許多普通人，他們以自己的經歷去談大時代變遷中的生活與感悟。從蘇聯時代到解體後，他們一直被理想和希望牽引，蘇聯時代追逐社會主義烏托邦，後來追逐民主自由，而每一次希望實現了都帶來新的困境。
全書的末尾，作者採訪了一個生活在偏遠農村的老婦人，她和那些城市居民仿佛居住在兩個世界，對她來說，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樣。「我很貧窮，幾十年來我都只關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們說甚麼，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普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她來說都是一樣。她只等待春天，那時候又可以開始新一輪的播種，而春天總是會來的——不像某些別的希望。她不被這些希望折磨，也沒有歷史的觀念，如同大地一樣卑微而堅強地活着。可能只有這樣的人民，才會覺得這二十多年，沒有經歷一場荒唐的時代悲喜劇。
等待春天，在我少年時代賦予希望將至一般的意義。我們都愛談英國詩人雪萊（Percy Shelley）的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春天的意義不是真正的時令的春天，而是代表夢想，代表希望。我們也常常不加思索就認同這句話：黑夜到了最黑暗的時刻就是黎明將至。講的也不是日夜的更替，而是社會的最黑暗時刻，就是光明的前兆。
每一次，中國社會陷入最寒冷、最黑暗的時候，人們就會以上面的春冬交替、日夜交替來勉勵自己也勉勵他人。然而，人類社會的變遷實際上並不像自然交替那麼必然。社會最黑暗之後，不一定就是光明，很可能是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社會經歷寒徹骨之後是否就有春暖呢？不一定，很可能還有更寒冷的日子。
極權國家，向人民拋出一個個理想，遠的是共產主義，近的是超英趕美，或成就世界最富最強國的驕傲。如果人民因此需要過苦日子，或少點尊嚴，少點人權，專制政權的理論家給出的安慰劑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然後就是雪萊的詩，就是春冬交替、日夜交替的說辭。我年輕的時候，也受這種意識麻痹，每逢看到中國社會災難時就想到這些自然交替現象，並以道路曲折來解慰。
1989年六四後，大陸一位專精於魏晉時代的文學史家王瑤去世，他離世前詮釋中共常說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這句話，他說：「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
這句話傳頌一時。人類社會，沒有春冬交替、日夜交替這回事。我們都受騙了。如果香港今天陷入黑暗，不要寄望黑夜之後就有光明。光明不會自然到來。如果香港仍然在強權操控之下，不要寄望強權政治的內部鬥爭、出現一個開明領袖於是給香港帶來好運。命運不能依賴遇貴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奮鬥。不是期待別人給你甚麼，而是你自己要追求甚麼。人類社會的改變，也應該如此吧。
李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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