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女兒漏帶手提行李事件，似有越演越烈趨勢。特首一家出動公關公司代為解畫，香港政府也出動保安局局長、民航處現任及前任處長解說，表示沒有違反國際安檢程序，甚至說行李不一定要隨物主進行安檢。但這些解說跟公眾的普遍認知差距實在太大，因此不能令公眾接受，甚至引起在機場工作的員工群起質疑。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已經發表聲明，公開挑戰民航處處長的說法，要求得到合理解釋，否則便會進行靜坐。
事實上，絕對不應該淡化這件事的嚴重性。這涉及航空交通的安全，容不得半點馬虎。雖然政府的高層連番發話，甚至發聲明重申沒有問題，但為何偏偏是負責執行相關工作的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眾口一詞，說是違反了一向都要嚴格遵守的手續和程序呢？而且，已經有不同的傳媒機構嘗試測試這些程序，結果也十分一致。由此可見，當晚要勞煩航空公司的職員，把梁小姐遺漏的行李穿越禁區交回這一做法是極之罕有的。
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有需要為這一次罕有的處理方式提出一個說法，更要清楚說明在甚麼情況下、甚麼人有資格提出這樣的要求。否則，類似的要求將會無日無之，機場管理人員及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將會應接不暇，也有可能會被迫承擔十分沉重的責任及風險。
公務特權不應延伸至家人
特首作為政治領袖，有時確實可享有某些特權，以利便其工作，例如出入境時可以使用貴賓通道。對於這些特別的安排，公眾是能夠理解及接受的，也從來不見有人提出挑戰與質疑。就算如此，享有特權的人物在行使這些不從眾的權利時也應該特別小心，不能濫用，不涉公務的便盡量不要用，更不應該不作區分地把特權延伸至其家人。這一種建基於有權者自我克制與公眾理解的默契，是成熟政治文化的表現。歐洲大部份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除了公務需要，一般出入境都會跟普通民眾一樣排隊辦理手續。
況且，現在涉及有關特殊安排爭議的不是特首本人，更不涉公務，而是其已成年女兒的私人行程。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梁頌昕都沒有任何獲得特殊照顧的理由，也沒有充份的處境因素讓機場的保安系統及標準程序作出這樣的破例或妥協。從已知的資料來看，如果梁頌昕從一開始時便願意，她應有充足的時間跟過往出現過的類似個案一樣，重新辦理入出境手續，親自取回該件行李帶上飛機。「特首的女兒」這個身份絕對不應該成為給予她特殊待遇的理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暴露或突出這個身份，已經足以構成有意施壓之嫌。因此，特首夫人及梁小姐有沒有要求特權？特首有沒有施壓？這兩個問題都必須清楚作交代。
事件發展到這麼嚴重，有某些建制人物及喉舌說，是因為涉事的是梁振英，因而受到針對，事件也因此被炒作。這明顯是一種意圖把事件的嚴重性淡化及轉移視線的說法。不過，從某些角度看，這說法也許還是不無一些道理的。擁有權勢的政治人物，必須保證自己的一言一行合乎最高的標準，就算不能做到絕無瑕疵，也不能有太多予人話柄的地方。特首一家，過去確實有很多做法與事件予人質疑。對於一個處處尋釁、事事點火的政治人物，公眾也絕不會心慈手軟，不論是大事小事，只要有事，要事事揸正來做，要以最嚴謹的標準來檢查每一個細節，尋找可以挑剔之處。因為香港確實有很多人不信任梁振英這一位特首，怕他會濫權，要對他處處設防。況且，這次「行李門」事件也確實是事態嚴重，公眾對此事的反應特別強烈也是可以理解的。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