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童斬首案，事後續的台式三毛風格濫文藝腔開始漸教人喫不消。
台灣人天性善良，加上基督教長老會宣教歷史長，還有日治時期的人文風氣，還有許多仿巴黎左岸的知識分子論述，西方風味的橄欖樹文藝，再加上閩南農村的歌仔戲窺窗式八卦，其實和大陸的中國大媽街道組長DNA多少有一點隔海傳承，四歲的「小燈泡」（這個美好的名字也很郭良蕙），不幸被殺之後，昇起的一陣濃烈的「氛圍」，好像走進一間印度廟聞到的椰油、咖喱、香料和體汗融合成的一股中人欲窒的異味。
「小燈泡」的母親被指為過份的理性和冷靜。沒有當眾嚎啕大哭，只靜靜揩抹淚痕，確實很有日本人在福島災劫時的風度矜持和教養，這一點非常令人敬佩。
然而既然這樣，必須守持沈默是金，不要跟外面的喧嘩不斷「對話」，也不要有太多的台詞獨白。譬如她呼籲國民將愛心化為行動：「希望盡力讓社會的每一角落都充滿愛，讓社會上每個人都感到滿足，才有可能真的讓這種事不再發生。」
台灣是全球華人社會最有「愛」的地方。但是不論「愛」如何蔓延，總有精神病患者。小燈泡媽媽會不會發起台灣取締暴力的電腦電子遊戲機？或者消除仇恨，她支持美國聯邦調查局擁有破解蘋果手機的個人密碼的國土安全執法權？
因為「愛」有「愛」的許多盲點。「愛」不可能遍佈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盲點是仇恨的細菌病毒滋生的地方。所以連舊約聖經裏的上帝，天火焚城、向埃及法老王的國度降災，耶和華的「愛」，有條件，也有局限，在「愛」的盲點，用暴力來懲罰與復仇。
如果說懲罰和復仇的權力只能由上帝擁有，人不可以用死刑奪去一名定罪的殺人犯的生命，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必設立紐倫堡戰犯法庭。而希特拉的躁狂，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愛與恨是很深奧的人文題，涉及哲學、神學、邏輯科學。世上有太多學養不精的人喜歡講這個問題，似是而非，誤導愚眾。小燈泡是小燈泡母親的女兒，母親可以有任何感受，然而其他的母親不想這樣失去兒女。正如香港的李波可以對共產黨感恩，但任何一個神經正常的人，包括「愛國愛港」的梁振英，也不想像李波一樣遭到強力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