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內湖區殺童案，引發社會激烈討論是否應對此等重案殺人犯處以死刑。傾向反對死刑者認為，死刑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不少殺人犯理智有問題，死刑也起不了阻嚇作用。
香港在1993年廢除死刑。其實，由於英國在1965年廢除死刑，香港自1966年起便沒有執行過死刑，死囚一律由英女皇宣告赦免，改判終身監禁。客觀事實反映，廢除死刑不見得令香港治安更差，而有死刑的地區也不見得治安更好。美國的統計數據更反映，沒有死刑的地區，發生的兇殺案反而較少。當然，統計上的關聯不代表因果關係；有可能是因為當一個地方的治安轉好，在政治上也會有更多人願意支持廢除死刑。
反對死刑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司法程序也有可能出錯，死刑卻是不可以挽回的決定。美國Innocent Project的研究指出，約有16%的疑犯在壓力下認了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而且這些疑犯，通常都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老子在《道德經》講過：「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意思是指，要是使人民怕得罪當權者會得死罪，他們又豈敢隨便造反？要是政權可以用死刑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它是應該不會吝嗇使用這個工具。世界上執行死刑最頻繁的三個國家是中國、伊朗、伊拉克，被判處死刑的並非全是殺人犯。在歷史上，被判處死刑的也不是全是殺人犯，更多是因政治和宗教因素被迫害。在國際特赦組織的網站上，有一篇文章說：「香港只是少數沒有死刑的亞洲城市。習慣了在沒有死刑的香港生活才驚覺到，每次去到經常執行死刑的亞洲國家旅行，我反而會感到沒有安全感。因為那裏有死刑，政府卻不能保證司法制度是完美無誤的。」
「假如一個地方，有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而死刑也只是限於非常少數的個別案件，死刑也是否完全不可取呢？」西方社會始終有一群保守價值者支持保留死刑；在政治的價值觀上，他們認為政府作為群體的代理，應該執行公義。體現在經濟上，主流的理解是勞有所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體現在律法上，就是要讓傷害無辜者罪有應得。
人有報復的慾望
在網絡上，我見有人如此評論：「殺人者死，是天經地義。假如被無辜殺害的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想，我會不顧後果，用自己雙手，要兇手以眼還眼，以命償命。」不得不承認，人有報復的慾望。最原始的律法，例如公元前1700多年前的漢摩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大多數的刑罰，目的就是透過公權來確立一套懲治的規範，來減少人民以武力了決私怨的需要。換言之，當受害人的家庭知道社會最終會替他們伸張正義，人心也自然歸順，減少不必要的暴力衝突。
以上的假設，只在歷史上的某種時空中說得過去。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前，就算在歐美等基督文化社會，不時也有私下的決鬥和報復的事件；特別是豪門大族，更加傾向自己的仇自己報。
假如刑法的合理性只是在於報復，或許死刑並非最大的懲罰。這兩天有人說，對犯案的人，應該不斷地施以酷刑，使其痛不欲生，但求死不得。可是，這種嚴刑似乎太過遠離我們當前的文明標準。到底應該要怎樣去懲處犯案者才算是公義，明顯是一個主觀的感覺，沒有理性的標準。
死刑存廢，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題目，尤其在群情洶湧的當下，要說服憤怒的一群，更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無論是支持抑或反對死刑的人都會贊成，我們沒有可能完全杜絕悲劇的發生，世間也總有不公義的時候，但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加清晰地見到，道德最基本的底線，就是不作孽、不傷害別人。再進一步，盡力去減輕被傷害的人的痛苦。以上兩點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也是文明社會的基礎。說到底，當一個社會久不久便出現一個隨機殺人的怪胎，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背後究竟有甚麼原因，扭曲了這些人對別人生命的價值觀？」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