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唔會畀香港人有權，一定唔會。」不止一次聽過這種話，不少人心目中也相信，這就是香港一切問題的根源。
七十年代之後的香港，無論在文化抑或社會習俗和制度，都跟中國大陸截然不同。有解密文件顯示，戰後尤其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後，英國殖民地政府是刻意營造香港的獨特性，以增加主權談判時的籌碼，所以各種福利、公共教育、基建等，都是這個時代政治工程的一部份。
中英談判時，我仍然是一個小學生，只記得有人選擇離開。留下來的，像我的父母，他們五、六十年代在大陸生活過，覺得天大地大沒有甚麼值得恐懼，大不了，到時再算。將故事快速撥到今天，目前社會離心力比起八十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的人是由於恐慌選擇出走，今天說要離開的卻是因為失望。有時我會想，假如歷史有如果，當年的人知道今天香港的境況，他們的決定會否不一樣？其間的歷史，又會否有所不一樣？
從今天的視點，將故事再速撥到十年後，未來的香港又是怎樣的光景？泛民有沒有像戴耀廷構想般，成功雷動，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屆時的行政長官，究竟是出身公務員，還是北京培植的「愛國治港班子」？香港怨氣有沒有退減？又或者這些預測統統落空，未來的香港，將會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
轉變，首先要改變條件因素。就像上世紀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的連串社會改造工程。九七主權移交過後，北京其實也有研究過，如何像當年英國人般，對香港進行社會改造工程。但在不少關節眼上，北京政權在香港的代理人手工粗糙，留下瑕疵。例如拆除「反中亂港」陣營，催生了「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院、城邦派）等更激進的群聚。當然，從更宏觀的視野分析，這些激進群聚難居社會的主流，結果只是令到在野的力量碎片化，讓掌權的行政霸道更好行事。
重建議會政治和公民社會
將議會閹割、將政治組織瓦解，不代表政治問題得到處理，也不代表政治矛盾會乖乖消失。現今所謂的行政霸道，其實弱不禁風。香港本來的制度設計，就是希望仿效新加坡，政治問責官員是社會的精英，功能就是在議會、在各種公眾場合、在明、在暗，令到政策得到社會支持，也捍衞統治的威信。畫虎不成反類犬，在新加坡官員政客眼中，香港政府只是一個有形無神的強權贗品。
「說到底，香港就是缺乏領袖。」在一個座談會，席間有位聽眾如是說。香港真的沒有領袖嗎？其實，近年香港不同的意識形態，都不停出產意見領袖。像Andy Warhol的預言一樣，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的光芒，然後在群眾未認得他們之前又出一代新人與之競爭。偶爾在某議題上，孕育出一、兩個意見領袖，成功累積到一點名聲，可是他們大多數都只能停留在非常局限的政治光譜和議題。我甚至會說，無論是民主陣營抑或親北京愛國陣營，都停留在這個水平。至今，香港仍然未有真正的領袖，有能力跨越不同意識形態，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守護核心價值。
比例代表制的局限無疑令到香港難以出現共同陣線，甚至連建制派也要靠強力部門的操作。不過，在自媒體的後現代社會，意見和群聚碎片化，群龍無首才是常態。最重要是自從七十年代後，香港公民社會空間不斷收窄。公民社會本來是培植保守價值領袖的土壤，可是當慈善變成福利，文教醫護等也逐一被收編入政府建制內，官僚取代了領袖成為管治階層。主權移交後，連專業組織和高等教育界都逐一被收編，至今就連管治陣營也鬧領袖荒，淪落到：「就算共產黨畀權你，你班高薪低能都唔識用。」
要是想在改造香港的社會工程上發揮影響力，就必須有通盤視野。重建議會政治，意義不止於拿過半數票。功能組別，本來是反映香港公民社會的狀態，在扭曲下變成了政府附庸。傘前傘後，出現了不少新晉的專業組織，更有不少是針對現有的功能組別；這些群聚要是能夠繼續仰攻，由學生到從業員，由下而上工作，或許十年後，香港會出現領袖，這個城市也不用困惑於既無能為力但又要偽裝行政霸道的窘境。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